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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来讨论积极的优生学,他们所希望的人口

2019-10-03 00:18栏目:文学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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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主要目的在于补充世界上的人口,有些婚姻的制度没有充分地做到这个工作,有些又做得太过份了。就是因为这个观点,我想在本章内研究性道德。在天然的条件中,比较大的哺乳类动物,每一个都需要相当的面积,方才足以养活自己,因此,任何种类的大的野生哺乳动物,其总数都很少。牛羊的总数虽然可观,但那是由于人力的关系。人类的总数与任何别的大哺乳动物相比,是不能成比例的。这当然是由于人类的技能的原故。弓箭的发明,鸟兽的豢养、农业的创始,以及工业的革命,所有这一切都使每平方英里上能够生存的人数增加。我们从统计可以知道,这些经济上进步的最末一项是利用来增加人口的;其余的几项多半也是如此。人类的智力用在增加人口上,比用在任何别的目的上都要多些。桑德斯先生曾指出,按照通例,人口多半不增不减,像19世纪人口的增加,是非常例外的现象——我认为这是真的。我们可以猜想,埃及和巴比伦利用灌溉、精耕细作的时候,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事。但在有史的时代内,似乎没有这种情形。所有19世纪以前的人口估计,推测的成份居多。但是那些估计一致地都说那时的人口颇为平稳。所以,人口的激增是个少有的、例外的现象,假如现在最文明国家的人口又有平稳的趋势(事实上似乎是这样的),那不过是表明那些国家刚由畸形的状态中走出,而进入人类的常态罢了。人们从创世纪①可以知道,古时至少知道并实行过一种确切的节制生育的方法,不过那种方法不为犹太人所赞成,因为犹太人的宗教总是反对马尔萨斯主义的。人类用了这种种方法,得以免除因饥饿而大批地死亡;假使他们尽量使用他们的生殖能力,这种大批饿死的事是肯定会发生的。然而饥莲在减少人口上,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大概在完全原始的状况下,比在不很进步的农业社会中,因饥饿而减少的人口要少一些。1846一47年中,爱尔兰的饥荒非常严重,结果,以后爱尔兰的人口从没有达到大饥荒以前的数目。俄国常闹饥荒,1921年的饥荒,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我1920年在中国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都闹饥荒,其严重的程度与次年俄国的不相上下。但是中国的灾民不如俄国的受到同情,因为他们的灾难不能说是共产主义造成的。这些事实表明,人口有时会增加到给养的上限,甚至超过给养的上限。当人口的涨落忽然间猛烈地减少了食物的总量时,这种现象尤其容易发生。从前凡是信仰基督教的地方,除了节欲一项外,把所有制止人口增长的方法都取消了。杀死婴孩当然禁止;堕胎也禁止;所有的避孕方法都禁止。诚然,牧师僧侣们独身是真的,但是,我想他们占中世纪的欧洲人口的百分率,肯定没有现在英国未婚女子占英国人口的比例大。所以,他们对于减少妇女的生育,在统计上并不很重要。因此,在中世纪因贫穷和瘟疫而死的人数,与上古时期相比,大约要多些。中世纪的人口增加很缓慢。18世纪,人口增长率稍微高了一点;到了20世纪,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人口增长率达到了空前最高点。据估计,美国和威尔士在1066年每年方英里有26人;1801年增至153人;到1901年则达到561人。因此,19世纪人口的增加,差不多有从诺曼底人征服英国时候起到19世纪开始时候止所增加的4倍之多。英格兰与威尔土的人口增加,并没有充分表示出事实,因为当时不列颠民族遍布了世界上的广大地方,以前这些地方都是由少数野蛮人居住的。这种人口的增加,其原因不在于出生率的增加,而在于死亡率的降低。死亡率的降低,一部分是由于医学的进步,但是我想大部分是由于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方兴未艾的繁荣导致的。从一八四一年——此时美国才开始有出生率的记载——一直到1871一75年,出生率差不多是稳定不变的,在该时期的后段中,达到35.5的最高度。这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1870年的教育法;第二件是1878年布拉夫因为宣传新马尔萨斯主义而被迫害。因此,从那时候起,出生率开始下降,起初是慢慢的,后来有急转直下之势。教育法最先使人们产生限制生育的动机,因为儿童不再是以前那样有利的投资;而布拉夫则把限制生育的方法供应给他们。1911一15年的5年中,出生率降低到23.6o1929年最初三个月内,降低到16.5。因为医学和卫生的进步,英国的人口现在仍在慢慢地增加,但是很快就要达到那个不变的数字了①。众所周知,法国曾经在很久的时间里有过保持不变的人口。在整个西欧,出生率的降低是很快的,而且差不多是普遍的。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像葡萄牙一类的落后国家。城市出生率的降低,又比乡村的要明显些。最初只是富裕人家的出生率降低,但现在已经蔓延到市镇和工业区域内一切的阶级了。穷人的出生率仍然比富人的要高些,但现在伦敦最穷的城区里的出生率,比起十年前最富的城区的,已经要低了。大家都知道,这种降低是因为堕胎和使用避孕方法的原故。这种出生率的降低,到了人口平稳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它就会停止,不再落下去。也许出生率的降低会继续下去,弄到人口渐渐减少,最后世界最文明的人种化为乌有,这也说不定。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对于人口的希望或目的,然后才能便利地讨论这个问题,在任何经济技术状态中,都有桑德斯所谓的人口最佳密度,即每个人能得到最高限度收入的密度。如果人口降落在这个密度之下,或者升高到这个密度之上,则一般人的经济福利就将减少。概而言之,经济上的技术每进一步,人口最佳密度也将增加。在游猎时期,每平方英里一人,刚好合适,而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平方英里有几百人,也不算太多。战后,我们要是以为英国的人口过多,这倒是有道理的;但是法国则不然,美国更不是这样的。法国或者西欧任何国家的人口增加,不见得他们的平均财富也就增加。既然如此,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我们就没有理由去希望人口应该增加了。那些感到这种希望的人,通常是基于国家主义的军国主义的动机,他们所希望的人口增加,并不是永久的增加,因为增加到他们能够从事他们目的所在的战争的时候,人口就得消失许多了。所以,对于人口的限制,这种人实际是主张宁愿用战死沙场的办法,也不用避孕的方法。凡是用心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的人,都不会有这种观点,而那些似乎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都是由于头脑不清楚的缘故。除开有关战争的争论而外,我们有各种理由,欣然庆幸节制生育方法的知识,正在使文明国家的人口能够平稳不变。但是如果人口果真减少,事情可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如果听任它继续下去,不加阻止,所谓的减少,就是最后的灭绝,我们不能心存那种愿望,目睹世界上最文明的人种消失。所以,如果能采取步骤,限制避孕药物应用的范围,使人口与现在的水准不相上下,那才可以欢迎避孕药物的应用。我想这并没有什么困难。限制家庭人口的动机,即使不完全是经济的,然而大部分确是经济的,因此,降低儿童的费用,或者——如果证明了是必要的话——使儿童成为父母收入的来源,则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的出生率了。但是,在目前国家主义的世界上,这样的办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人们会利用它来获取军事上的优势。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所有军事上居于领袖地位的国家,在那个“大炮必须要有喂炮眼的”口号之下,军备竞争之外要加上一个人口生殖的竞争。在这儿,我们又一次感到,如果人类的文明要得以保存,世界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假如要世界政府有效地维持和平,则它必须通过法令,限制任何军国主义的国家人口的增加不得超过一定的限度。澳洲和日本互相敌视,即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日本的人口增加极快,而澳洲的人口增加很慢。这就造成一种非常难以解决的仇恨,因为在辩论时,双方都显然有可以申诉的正当的理由。除非政府采取一定的步骤增加人口,我想要不了多久,西欧和美国的出生率将使他们的人口停留在不增不减的状态,不过,我们不能希望军事上最有势力的国家会安坐不动,而其他各国只要用增加生育的办法就可以推翻国际上已成的均势。任何想正当尽职的国际的当局,因此不得不对人口的问题加以考虑,并且在具有反抗性的国家里进行节制生育的宣传。这件事如果不能办到,则世界就没有和平的希望。所以人口问题是双重性的。我们一方面必须防止人口增加过快,另一方面又必须防止人口减少。增加过快的危险由来已久,现在许多国家仍然存在这种危险,如葡萄牙、西班牙、俄国和日本即是。人口减少的危险却是新近才有的,在目前,只有西欧有这种情形,如果单靠生育来增加她的人口,则美国也将有人口减少的危险;但是,直到现在,虽然土生的美国人出生率很低,移民到美国的人却使美国的人口至少增加到她所期望的程度。人口缩减这个新危险与我们祖先习惯的思想不相适应,他们用了道德上的劝诫和禁止宣传节制生育的法律去对付它。根据统计的显示,这些办法是完全无效的。避孕药物的应用,已成为一切文明国家的一种普通实践,不可能被根除。政府和重要的人物不理会与性有关系的事实的习惯牢不可破,忽然之间绝不会停止的。但是,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我想,或许我们可以希望,在现在这班年轻人得了重要位置的时候,他们在这方面会胜过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可以希望他们坦率地承认,避孕药物的使用是必不可免的事情,并且,只要这些方法不至于使人口减少,还能够承认它们的好处。凡是人口有真正减少的危险的国家,正常的办法显然是实验逐步减少儿童经济上的负担,一直到出生率能够维持现有的人口为止。关于这方面,有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内,能有利地变更我们现有的道德条规。现在英国的妇女大约比男子多两百万,法律和习俗都责罚她们不能生育子女,这在她们大多数,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倘若习俗能宽容本结婚而已做母亲的妇女,并且使她们的经济状况还过得去,那么,大多数现在被罚独身的妇女,无疑地会有儿女。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基于两性数目大约相等的假设。在两性数目不相等的地方,因为数目的关系而不得不抱独身主义将是很大的残酷,至于合理地希望出生率增加的地方,这种残酷不但妨碍个人的利益,对社会也是不好的。人类的知识越增加,政府通过行动控制那些从来似乎是类似于自然力的一般力量的可能性也增加。人口的增加,就是这种力量中的一种,自从有基督教以来,人口的增加全靠人类的本能盲目进行。但是,不得不存心去控制人口的时候就要到了。不过,正如国家管理儿童的情形一样,要想国家对于人口的干涉有益无害,那就应该是世界国家的干涉,而不是现在这些互相竞争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干涉。

化生学是试图用人为的方法,去改良一个种类的生物学上的品性。它所根据的观念是达尔文的理论;现在英国优生学会的会长,就是达尔文的一个公子,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优生观念的更直接的祖先,乃是葛尔顿,他非常看重人类成就中遗传的因素。如今,尤其是在美国,遗传已成为一个党派的问题。美国的守旧派主张,成人的那种成熟的品性,大部分是先天的特征,而美国的激进派则与此相反,他们主张教育万能,遗传毫无关系。这种走向极端的主张,无论哪种,我都不赞成。我也不能赞同他们所根据而藉以抒发彼此相反对的偏见的共同的前提,这前提以为,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和其它相类似的人,比美国土生的三K党人还要低劣。目前我们还没有材料足以判定人类心智的能量什么部分是由于遗传,什么部分是由于教育。假如要用科学方法判定此事,必须寻找干千万万同胞的双生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分开,用可能范围内最不同的方法教育他们。但是,这种实验现在还不能实行。我自己的信念是——我承认是不科学的,并且只是建立在印象的基础上——任何人既然都可以被不良的教育所毁坏,而且事实上人人差不多都被不良的教育毁坏了,那么,只有具有某些相当天资的人,才能在各方面取得非常优秀的成就。我不相信任何程度的教育,能把平常的孩子教成第一流的钢琴家;我不相信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能把我们都教成爱因斯坦;我不相信拿破仑天生的秉赋不比他宾勒地方的同学更高些,我也不相信拿破仑只要看看他的母亲对付她的一群不受约束的孩子,就学到了盖世的韬略。我深信,这些例子都是先有天资,再施以教育,然后才能有那样好的结果,世间一切有关能力的事情都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低一点罢了。其实,有好多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明显的事实,比如看一个人头部的形状,就每每能说出他是聪明的或是愚蠢的,这很难认为是教育给他的特征。再研究一下相反的例子,即白痴、呆子、和低能的人。痴愚是生来的,至少大多数的愚人是生来的,这个事实就是反对优生学最疯狂的人,也不至于否认;反过来,对干任何懂得统计学上的对称性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在相反的那一端,也有相应数目的人,有着异常伟大的能力。因此,我可以不必多费笔墨,推断人类生来的智力是各不相同的。我还可以推断——这或许比较令人怀疑——聪明的人比不聪明的人要更可取些。这两点承认了,那就给优生学者打好基础了。所以,无论我们对于提倡优生学的人所主张的一些内容作何感想,我们决不可以随意反对他们整个的地位。讨论优生学问题的文学,荒谬的特别多。大多数提倡优生学的人,除了健全的生物学上的根据外,还加上一些不很可靠的社会学上的命题。譬如:德行是和收入成正比的;贫穷的继承是生物学上的现象,不是法律上的现象;所以,假如我们能引诱有钱的人生育,而使穷人不生育,则人人都可以富裕了。关于穷人的生育比富人要多些的事实,人们实在是太大惊小怪了。我自己无论如何,不认为这个事实是值得惋惜的,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富人优越于;穷人的地方。纵使这事真的值得惋惜,也算不上是很严重的惋惜,因为事实上不过是落后几年罢了。现在穷人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降低,与9年前富人的出生率差不多了。的确有一些因素,使社会中各阶级的出生率产生不良的差别。譬如,假使政府和警察设置障碍使人民不容易获得节制生育的部识的时候,结果那班智力在某种程度以下的人民就得不到这种知识,而对于其他的人民,当局的企图就失败了。于是一切反对传播避孕知识的措施,势必造成愚蠢的人比聪明的人有更大的家庭。不过,这似乎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过不了多久,就是最愚蠢的人,也可以得到节制生育的方法,或者——我怕是当局实行蒙蔽政策很普遍的结果——会发现人们情愿实行堕胎。优生学分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积极的是鼓励良种族的繁殖,消极的是禁止不良种族的生育。现在比较能够实行的,是消极的优生。美国有些州内,消极的优生有长足的进展。在英国,目前施行的政治也是禁止不适者的生育的。对于这样的办法,任何人出于自然地感到的反对,我相信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大家都知道,智力低的妇女容易有大批的私生子,所有这些孩子对于社会是毫无价值的。假如这些妇女失去生殖能力,她们自己肯定会快乐些,因为她们之所以怀孕,根本不是因为爱子的冲动。智力低弱的男人,当然也是一样的。诚然,这种制度也有很严重的危险,因为凡是异乎寻常的意见,或者与官吏本人相反的意见,都容易被当局认为是智力低弱的表现。但是,这些危险或许值得发生,因为白痴、呆子和低能者的数目,能藉这样的办法而大大减少,这是非常明显的。禁止生育的办法,在我看来,应该有确切的限制,使它只施用于心智有缺陷的人。我不赞成爱达华州那样的法律,它允许禁止“心智有缺陷的、疯癫的、习惯性犯罪的、道德堕落的和性方面失常的”诸种人的生育。最后两种人的定义极为含糊,如何方算道德堕落,与如何方算性的失常,各地方的判定都将不同。若依照爱达华州的法律、则苏格拉底、柏拉图、凯撒与圣保罗,都在被禁止生育之列,况且,习惯性犯罪的人,很可能是某种功能性神经失常的牺牲者,这种失常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医治好的,而且绝对不会遗传。在英美两国,关于这类问题的法律制订都没有征求心理分析家的意见;因此,他们把完全不相同的各种病状硬归到一起,推其理由,不过是因为那些病状有些相似的症状而已。换句话说,这些法律与这个时代的知识比较,差不多落后了30年。这可以表明,凡是对这类事件制订法律,都是很危险的,除非等科学能得到准确的结论,至少历数十年都不能被人所驳倒,方才可以订成国家的法典,否则的话,谬误的观念将成为具体的条文,并被一般官吏奉为神明,结果反而使最好的观念的实施受到延阻。我的意思是,在这方面,目前只有心智的缺陷这一项可以充分地确定,足以将它编入法律而没有流弊。心智的缺陷可以用客观的方法判定、官吏一般都不会有异议,但是道德的堕落,举例来说,则随个人的意见而不一定。同样一个人,在甲以为是一个道德堕落的人,而在已可以看作是一个先知的哲人。我并不是说,将来我们不应该扩大法律的范围,我只是说,我们目前已有的科学知识尚不能充分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当一个社会容许道德的责备带着科学的假面具的时候,像美国各州中确曾发生过的那种情形,那实在是很危险的。我现在来讨论积极的优生学,它有更有趣的可能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尚是属于未来的。积极的优生,是设法鼓励良好的父母生育许许多多的儿女。现在实际的情形,大概恰恰与此相反。譬如,现在在初等小学读书的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将来会升到职业的阶级,而且多半要到35岁或40岁才结婚,而他幼时同环境的那些不特别聪明的人,大约到了25岁就结婚了。职业界中,教育费用是个很大的负担,因此,职业界中人不得不严格限制他们家庭的人口。他们的平均智力”比起大多数其他阶级的平均智力,大概要略高些,所以,他们家庭人口的限制是很可惜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允许他们的儿女受免费教育一直到大学,而且连大学也是免费教育。概而言之,这就等于说,奖学金不依孩子的价值,而依他们父母的价值发给。这个办法还有一种附带的好处,即可以免除临时用功和过度用功的弊病,这种弊病现在常常使大多数最聪明的青年,在未到21岁之前,智力上体力上都受了过分紧张的损害。但是,无论在英国或是在美国,想要国家采取任何办法,真正能充分地使职业阶级多生子女,恐怕是不可能的。妨碍这件事的,就是民主。优生的观念是建筑在凡人皆不平等的假定上,而民主则建筑在凡人皆平等的假定上。所以,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很难在政治上实现优生的观念,要是这种观.念,不以为世上只有少数像愚痴那样的‘使劣等”’的人,而是承认世上只有少数“更优等”的人。前者可以讨好于多数。而后者,他们可不愿意听,所以,包含第一个意思的方法。自然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而包含第二个意思的方法则不行。然而每个对这个问题曾经考虑过的人都知道,虽然现在难以确定谁是构成最好种族的人,但人们在这方面的确有许多差异,不久后科学也许能够测量出来。假如我们告诉一个农夫,他应该给他所有的牡牛同等的机会,你猜想一下这农夫会作何感想!事实上,用来做下一代的祖先的牡牛,总是依他母系的祖先的牛奶的质量仔细选择过的。(附带我们可以注意,牛类既然没有科学、艺术和战争,则它们显著的优点只是在雌的方面,雄的最多不过是雌的优点的传达者而已。)一切家畜都凭借科学的生育方法而大大地改良,人类能否藉同样的方法变成心中希望的任何结果,这可没有公开讨论过。当然,人类对于自己的人种,希望些什么,要想怎样改良,这比较难于确定。假如我们为体力强壮而生育子女,他们的脑力或许就要减低;假如我们为智力能量而生育子女,他们或许就容易受各种疾病的侵袭;假如我们想情绪平衡,或许我们又毁坏了艺术。关于这些事情的必要的知识,现在都很缺乏。所以,在现在的时代,想做许多促进积极的优生的事,不见得是好的,不过,此后百年之内,遗传学和生物化学将有长足的进展,人种因此而大加改良,比起现在的人类,也许任何人都将承认是好多了。但是,要想应用这类科学的知识,则家庭的制度必须改革,比本书中以前所考虑的还要彻底才行。如果我们要彻底实行科学的生育,每代人中必须选出2一3%的男子,约25%的妇女,作为繁殖子孙的用途。儿童在青春发育期将进行一次检查,凡是不及格的,都禁止他们生育。那时,做父亲的和子女的关系,将与现在的公牛或雄马对于它的后嗣的关系一样。做母亲将变成一个专门的职业,她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她和别的妇女不同。我并不是说,这种种事情即将实现,更不是说我希望它的出现,因为我承认我觉得这是非常讨厌的。但是,假如我们用客观的态度考查此事,那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计划能产生不同寻常的结果。为讨论便利起见,我们假设日本已经采纳了这个计划;三代以后,大多数的日本男人都和爱迪生一样聪明,与职业拳击家一般强壮,倘若同时世界上其他各国仍旧保持着凡事听其自然的态度,一旦打起仗来,他们当然不能抵抗日本。日本人达到这种能力的高峰之后,就会设法雇佣别国的男子充当士兵,并且凭借科学的技术以取得胜利,无疑地,这是他们很有把握做到的事。在这种制度下,对国家盲目尽忠的观念很容易灌输到青年的脑子里。谁能说将来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的呢?有些政客和宣传家很喜欢谈一种优生学,可以称之为种族优生学。这种优生学认为,某某种族或国家(自然是那个作者所属于的)比其余一切的种族或国家都优良,因而应该用它的军事力量,牺牲那些较劣的种族,来增加它自己的人口。关于这种学说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境内北欧民族的宣传,这种宣传已经在美国的移民法律上得到立法当局的承认,这种优生学,可以援引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由;但是再奇怪没有了,那些最热心主张这种学说的人,却是认为达尔文的教义为不合法的人。如果将政治上的宣传与种族的优生学联结起来,不用说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尽可以忘却这种宣传的不好,单单就它的优点来研究这个问题。在极端的情形之下,一个种族优于另一个种族,这是不用有多大怀疑的。北美洲、澳洲和新西兰对于世界的文明,比起它们假如仍然被土人居住的时候,的确有更多的贡献。大概说来,黑人平均劣于白人,这似乎是公道话,不过热带地方的工作也离不开黑人,所以,假如把黑人全体灭绝(先不考虑人道主义的问题),也是很不好的。但是,假如要在欧洲的民族里分高下,则不得不借助一大堆不良的科学,以拥护政治上的偏见。我并看不出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可以推想黄种人比起我们高贵的自身要低劣些。在这些地方,所谓种族的优生学,只是极端爱国主义的托词而已。伍尔夫曾经将凡是有统计的各重要国家每千人中出生比死亡多的数目,列成一张表。①法国最低门.3),美国次之,再次是瑞典,英属印度,瑞士,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厄瓜多尔世界第一,是23.1。表中没有中国,因为不知道中国的实情。伍尔夫的结论是:西方世界将为东方世界所压倒,所谓东方,即俄国、中国与日本。我倒不想以厄瓜多尔为理由来反驳伍尔夫,②我注意的是他书中所引的伦敦富人和穷人比较出生率的数字。这些数字表示,伦敦穷人现在的出生率已经低于几年前富人的出生率了。东方的情形也是一样,虽然时间要隔得长久一些。东方已经渐渐西方化了,它的出生率必定要降低的。一个国家除非完全工业化,否则它在军事上是不至于可怕的,而工业化同时又会使人们想到限制家庭的人口。所以我们不得不推断,不但西方极端爱国主义者所认为可怕的那个东方占优势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可怕,而且也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不过,在有一个国际上的权威出来指定各国应该增加的人口的比例数目以前,做战争生意的人恐怕是要继续利用这种心理的。于是像先前两件事一样,我们又遇到摆在人类面前的危险。假如科学进步了,而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则人类的危险很多。科学能够使我们实现我们的目的,假使我们的目的是坏的,那结果就非常不幸了。倘若这个世界仍然充满着恶意和仇恨,那么,世界越科学化,就越恐怖。所以,减少人类情绪上的恶毒性,是人类进步一件要紧的事。这种仇恨恶毒的情绪的存在,大部分是错误的性伦理和不良的性教育造成的。为文明的将来起见,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更好的性伦理。因为这个缘故,性道德的改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的需要。在私人的道德立场上,假如性伦理是合乎科学而非迷信的,它首先必将考虑优生学。换句话说,无论现有的性交上的拘束能怎样解放,有意识的男子和妇女,绝不会不光认真考虑他们生育子女有何价值这一点,就贸然从事生育。避孕方法已经使人们对生育能够自主,而不再是性交的自然的结果。因为各种经济上的缘故(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讨论过),将来做父亲的对于儿女的教育和抚养,大概没有他们从前那么重要了。所以,没有什么很有力的理由可以证明,为什么一个妇女应该选择她所心爱的那个男子做她的孩子的父亲。将来妇女也许很容易从优生的立场出发,选择她们儿女的父亲,至于寻常的性的伴侣情谊,则纵容她们私人的情感任意进行,不至于有快乐上的任何重大的牺牲。在男子方面,更容易挑选他们儿女的母亲。许多人坚持,性的行为只因为有子女的原故,才与社会发生联系;他们一定会从这个前提推论到与未来道德有关系的两个结论:一方面,没有儿女的爱情,应该是自由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要生育子女,应该从道德上考虑,仔细规划,不能像现在这样随便。但是,这中间应该考虑的地方,却与人们以前所公认的略有不同。要使某种情形下的生育被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将不再需要经过牧师宣读某些言语,经过登记官记录某种文书,因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些举动能够影响后裔的健康与智力。所需要考虑的是,男女本人和他们的遗传要能够生出好儿女来。等科学对这个问题能够比现在所做到的作出更有把握的判断时,社会上的公德心,在优生观点上,必将更为严厉。那时,人们将求遗传上最优的男子来当父亲,而其他虽然被欢迎做爱的男子,在他们想做父亲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会受到拒绝。从前到现在所有的婚姻制度,流弊所及,已经使人们觉得这种种设计有违人性。所以优生学实行的可能性,极为有限。但是没有理由去猜想,人类的本性将来仍然会横加类似的阻碍,因为避孕方法正在区分生育和无儿女的性关系这两件事,而父亲对于他们的儿女的个人关系,将来也似乎不至于有他们过去所有的那样密切。假如人类的道德观念更加科学化,那么,过去道德家们以为婚姻所具有的重要性和高尚的社会目的,只能在生育儿女上去求得了。这种优生学的观念,虽然最初必须从某些非常科学化的人们的私人伦理上开始,然而一经开始之后,多半就会渐渐普及,一直到最后成为法律为止。这种法律的内容,大概是以金钱奖励良好的父母,而不良好的父母则将受金钱上的惩罚。那种允许科学来干涉我们亲密的个人情感的想法,无疑地是讨人厌的,但这种干涉远远比不上许多时代所容忍的宗教方面的干涉。宗教因为传统习俗的关系,并且因为人们幼时受宗教的影响很深,因而它对于人们有一种很大的势力。科学在这个世界上尚是新的,所以它的势力也就还小;不过,科学将来一也能够具有和宗教同样的权威,人们对于它也能够像对宗教上的教义一般甘心顺从。诚然,普通人在情欲强烈的时候,绝不是后代的幸福这个动机所能控制的;不过,假如它变成一种公认的积极道德的一部分,不但受赞赏和谴责的制裁,而且还有金钱的奖罚,则凡是品行端正的人,对那种动机都会认真考虑,不敢疏忽它。在历史开始以前,宗教就已经存在了,而科.学的存在,最多不过有400年的历史;但是当科学先生年老德尊的时候,他也将支配我们的生活,就和宗教曾经支配我们的生活一样。我预料将来会有一个时期,凡是注重人类精神自由的人,都不得不反抗科学的专制。但假如果然有专制的事情发生,科学的专制总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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