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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有何人会说本人是个木人石心的人,波加科

2019-10-02 23:58栏目:文学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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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没有根据的猜测防止,及早消除不切实际的期望,现在必须在这里介绍第一部分的男主角。有些人———不仅是伊尔泽克雷默尔太太———曾想过(至今几乎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此人为什么,一个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苏联人,竟得天独厚,在一九四三年能到一家德国花圈场干活。即使莱尼涉及波利斯也不爱多说话,有时不过还能说上几句,她终于———在洛蒂、玛格蕾特和马尔娅共同敦促三年之后———能提供有关波利斯利沃维奇情况的两个人的名字说出了。第一个人与波利斯交情不深,但却将对他的命运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君曾强有力地坚定不移地介入了他的命运,甚至必要时不惜作出牺牲,使他成为一个幸运儿。这是工业界一位地位很高的大人物,他的姓名他要求千万不能披露。笔者不得泄露丝毫秘密,否则他就会大吃苦头。由于笔者———当然是口头上———一口答应过莱尼要保守秘密,因此他想保持君子风度,信守自己的诺言。这位大人物可惜很晚很晚,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发现莱尼的线索,因为在这一年他才得知波利斯是一个双重的幸运儿:他不仅被许可到佩尔策的花圈场去工作,而且还成了莱尼所期待的意中人。几乎波利斯蒙受过种种嫌疑:有人说他是德国人派来监视佩尔策及其鱼龙混杂的职工的密探。此外,有人说他是当然的苏联的密探。刺探什么情况?是战时德国花圈场的秘密呢,还是报告德国工人的种种思想情况?确凿的有一点:他仅仅是个幸运儿。仅此而已。在一九四三年年底他登场时,大概———这里只能估计———身高一米七六至一米七八,金发,身材瘦削,至多体重五十四公斤,戴一副红军军用镍镜。他闯入莱尼生活时二十三岁,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有波罗的海地方口音在其中,俄语讲得完全像俄罗斯人一样。一九四一年战争还未爆发时他到过德国,作为苏联战俘一年半以后回到这个奇怪的(对有些人来说是神秘而险恶的)国家。他出生于一个俄国工人家庭,父亲后来被提升为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职员。他脑子里装了特拉克尔的几首诗,甚至还有荷尔德林的几首诗,当然是德文的,作为有学位的公路建筑工程师当过工程兵少尉。波利斯得宠的种种前因后果这里还得交代一下。对此笔者没有责任。又有谁能有一个当外交官的老子和一个地位显赫的军火工业界人士作靠山呢?为什么男主角不是德国人呢?为什么不是艾哈德,不是海因里希,不是阿洛伊斯,不是老格鲁伊滕,不是老霍伊泽,不是小霍伊泽,甚至不是值得注意的佩尔策或非常和蔼可亲的朔尔斯多夫呢?朔尔多夫将终生感到遗憾,只因为他朔尔斯多夫是一个如此狂热的斯拉夫语言学家,在花名册上有一个虚构的莱蒙托夫在丹麦修建虚构的工事是我无法忍受的,从而使一个人坐了牢,差一点甚至丢了脑袋。朔尔斯多夫感到不解的是:难道一个人,只是一个人,而且是像老格鲁伊滕那样讨人喜欢的人,仅仅由于一个虚构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搬运虚构的水泥袋,在一个虚构的职工食堂将虚构的大麦粥喝着,就得险些送命吗?是呀,这要怪莱尼。是她不愿要一位德国英雄作男主人公。这一事实人们不得不接受,就像莱尼的许多事情一样。况且这个波利斯是个正派人,甚至具有相当的教养,甚至受过学校教育。毕竟他是得过学位的筑路工程师,虽然没有学过一句拉丁语,但他十分熟悉这个拉丁词:“哀悼经”,因为他非常熟悉他的特拉克尔。他尽管所受的学校教育远远无法与德国中学毕业这种难能可贵的学历相比,但平心而论,这种学校教育大体上相当于德国高中毕业。他在年轻时如果承认甚至读过黑格尔的德文原著这一业经证实的事实(他不是从黑格尔到荷尔德林,而是从荷尔德林到黑格尔),那么,恐怕即使对教养要求很高的读者也愿意承认,比莱尼他并不差得很远,至少做她的情人还是般配的,而且———将会证明———是值得的。从他以前的集中营难友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的可信介绍中我们得知,直到最后一刻他本人对自己所受的恩宠还大惑不解。现年波加科夫六十六岁,患有关节炎,手指蜷曲得很厉害,经常得依靠别人喂食,甚至有时抽烟也得由别人送到他嘴里。战后他不愿返回苏联。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确曾后悔过一千次,并且肯定悔不该后悔过一千次”。使他满腹狐疑的是一再出现的关于前战俘回国后命运的报道,他给美国人当看守,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在英国人手下找到了栖身之处,穿上一套染成蓝色的英国军装,又干起了看守的工作。他始终是个无国籍者,尽管他曾多次申请加入德国国籍。他住在教会慈善机构主办的一所养老院里,同住和一个名叫贝伦科的身材魁梧的乌克兰小学教师,此人蓄着胡髭,自从老婆去世后一直很悲伤,时常啜泣,成天去教堂和公墓,老是去寻找他在德国居留二十六年来终于发现的一种“廉价的大众化食品,什么精美的食品但并非”:腌黄瓜。一个名叫基特金的列宁格勒人是与波加科夫同房间的另一位,此人老态龙钟,自称害“思乡病”。他是个沉默寡言、瘦骨嶙峋的人,“他”———又是根据他自己的话———“乡思是简直摆脱不了的”。这三位老人时常会爆发争吵,贝伦科直呼波加科夫为“你这个不信神的家伙”,波加科夫叫贝伦科“法西斯分子”,基特金骂他们俩是“饶舌者”,自己被贝伦科称为“老自由派”,被波加科夫称为“反动分子”。是六个月前老婆死后贝伦科才搬来与两人同住的,因此算是“新来者”。波加科夫不愿当着两个同屋伙伴的面谈波利斯和自己在集中营的情况,必须等待贝伦科去公墓、教堂或是去“找黄瓜”,基特金出去散步,去买“香烟”的时机是不消说的。波加科夫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清楚明白,只有常含糊地使用“受用”一词例外。在夜里由于“几十年他妈的站岗放哨,不管天气多冷,后来甚至还扛一支枪”,确实他的双手蜷曲得很厉害,因此笔者和波先花了一些时间考虑如何改善波的抽烟方法。“我依靠别人点烟,还算是受用吧,可每抽一口,不———我如今每天要抽五六支,有烟的话抽十支。”最后,笔者(自己在这里不得不破例地突出)想出一个主意,向楼层值班护士要来了一个输液用的架子,凭借一根铁丝和三只衣夹,在那位(顺便提一下,显然讨人喜欢的)护士的配合下设计出一套装置“受用的抽烟架”,波加科夫高兴地称之为一个套圈,我们用铁丝做了,用两只衣夹把它吊在架子上,把第三只衣夹固定在相当于波加科夫嘴巴高度的地方,将一个烟嘴儿夹住,现在,只要那个“法西斯黄瓜食用者或长着一副GPU嘴脸的思乡病人”给他点着香烟,插进烟嘴儿,波加科夫只要用嘴吸就行了。由于设计了“受用的吸烟架”笔者博得波一定程度的好感,使他从而谈得更起劲,这是无可否认的,正如笔者通过赠送香烟改善了波每月区区二十五马克的零用钱一样,这样做不仅仅是———他矢口断言———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原因的。现在请看波加科夫的陈述;由于喘息和吸烟时而中断他的话,不过这里以记录形式不间断地完整地予以复述。“自然我们的处境谈不上绝对受用!但相对地说是受用的。至于波利斯科尔托夫斯基,他全然,确实是全然不知情,能来到我们营里,他就觉得是意外的幸运了。他一定猜到有人在暗中帮忙,但此人是谁到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是能想到的。我们只能在最严密的监视下拆毁着火的房屋或救火,抢修被炸坏的公路和铁路———往自己口袋里谁要是敢塞哪怕一根铁钉,是的,只是一根普通的铁钉,而对于一个囚犯来说一根铁钉可能是贵重之物,如果被抓住,他被抓住,那就可以说他甭想再活了———我们干的就是这种活儿,而那个毫不知情的小子,每天早晨却由一个脾气好的德国哨兵接送到那个非常受用的花圃去。他白天在那儿干些轻活,后来甚至到半夜才回来,甚至还———这一点只有我知道,此事当我得悉后真为这个小子受用的脑袋担心,就像为我亲生儿子的脑袋担心一样———有一个姑娘同他相好!这件事虽然没有使我们起疑,忌妒却使我们感到了,而这种情绪在俘虏中间是大量存在的,即使并不令人受用。革命胜利后我在维捷布斯克上学,每天早晨有一个同学都坐马车,真的坐出租车上学———波利斯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他一样。他后来带回来面包甚至黄油,有时还有报纸,而且总是带来战争形势的消息———甚至引起轰动地带来只有资本家才能穿的高级衣服———才略有改善他的处境受用,不过还谈不上,因为我们营自封的政委维克托根利肖维奇不相信,波利斯所得到的许多受用是资产阶级所说的走运。他认为这违背历史的逻辑。可怕的是,他最后得悉他说对了。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就只有天晓得那个了。反正过了七个月他就知道了:波利斯一九四一年就在柏林父亲的寓所里认识了父亲的一位朋友(此人姓名从略,笔者因此已保证不予披露。)战争爆发后,波利斯的父亲被调到情报部门工作,是潜伏在德国的苏联间谍的联络人之一,将许多条线和联络点掌握了。他利用其中一条渠道把儿子被俘之事通知了那位先生,请他帮忙。用时髦的说法,他里通外国,以权谋私,勾结一个最坏的德国大资本家,为自己儿子捞好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怎样打听到这一点的您就别问啦!他们也许当时就有了通讯卫星,这些狗杂种。不过,后来他还获悉一点,而波利斯始终却不知道:因此他的父亲被抓走———‘砰砰’,丢了老命。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认为,只有历史的逻辑,不存在我那位虔诚的朋友和黄瓜爱好者贝伦科当然会说成是天意的资产阶级运气,究竟他对不对呢?对波利斯的父亲来说,是非常不受用的下场,对波利斯来说就并非如此,因为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猜疑超过了实际情况:是否那些顶好的衣服直接来自那位先生之手?人们甚至知道,此人反对同苏联打仗,主张希特勒同苏联缔结永恒的、坚强的、牢不可破的同盟,甚至敢于在柏林送波利斯、波的父母和妹妹莉迪娅上火车,一一同他们热烈拥抱,并在分别时提出要和波利斯的父亲以‘你’相称。波利斯进这家奇怪的花圃去扎花圈,给法西斯分子的花圈起草挽联与此人是否有直接联系?不,不,不,他与他没有联系,只与那些男女工人们有联系。那么———为了在这种该死的受用情况下至少能有所作为———他们的情绪如何,德国工人的情绪又如何呢?三人明确支持,两人保持中立,两人可能反对,他们虽然不能直接表示出来!这又与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情报不一致,以他的情报为根据,一九四四年德国工人正处在一次暴动的前夕。该死的,我告诉您,这小子的处境复杂,巨大的代价,为他的受用付出了。他的情况完全不合历史逻辑,确实他有个相好的女人,甚至后来还多次同那个漂亮迷人的姑娘寻欢作乐,如果被人知道的话———天哪!他因此一口咬定,送给他的东西———后来越来越多,有衣服、咖啡、茶叶、香烟、黄油———给他藏在一个泥炭堆里的是一个他不知道的人,至于有关战事的消息,他说是他的老板、那个花奔和花圈商偷偷告诉他的。虽然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固执己见,却并非有便宜不沾:他接受了送给他的一件真正的羊绒背心、香烟以及———这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礼物———他接受了一张极小的欧洲地图,那是从一张袖珍日历上撕下来的,像一小块糖果那样大小巧妙地折叠了———这可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珍贵礼物。我们终于能具体知道我们的人打到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推进了。维克托把羊绒背心偷偷地穿在他那件破破烂烂的汗衫里面,是灰色的羊绒背心,看上去就像一件肮脏的破衣服。这件背心因为甚至有可能使某个德国哨兵动心,也会觉得它十分受用。波利斯从此以后,就经常向我们提供有关战线位置、苏联和盟国军队进军的可靠消息———从此他备受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垂青,这种消息鼓起我们的士气因为后者正迫切需要———由于他受到维克托垂青,自然他就失去了其他人的信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只要你了解战俘的辩证法的话。”这么多情况,为了从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那里搞到,先后需要五次有利的时机。笔者不得不自己掏钱买了一个吊盐水瓶架子送给波加科夫,因为借来的那一个时常得拿走去派原先的用场,为了打发走贝伦科和基特金两人,笔者甚至还买电影票和音乐会入场券,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日瓦戈医生》等小说改编的彩色影片好让他们去看,欣赏姆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的精彩表演。笔者这时认为该去打扰那位高层人士了。在这里补充一点也许就够了:在一九○○年至一九七○年之间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任何德国人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任何俄国干部和苏联干部,一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大门,即使在今天,也许甚至通向毛的书斋的那扇小门———它如果还未曾打开的话———都会随时向他敞开。笔者已向莱尼许诺,而且她自己也保证:这个名字决不说出的,即使遭到严刑拷问也不说。为了使那位先生心情愉快,也为了并非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地请求他赏脸,也许今后再进行几次提供情况的谈话,笔者不得不坐了大约三刻钟火车———只能将这些情况透露了———往北方和东北方向,还掏腰包给他的夫人买了一束花,给这位先生买了一本皮面精装的《欧根奥涅金》。将几杯相当不错的茶喝过(优于修女们的茶,但不如赫特霍尼太太的茶),谈谈天气和文学,也提到莱尼的情况(夫人疑惑地问:“这是谁呀?”———先生不客气地答道:“哎,你知道的,就是战时与波利斯利沃维奇来往的那个女人。”———笔者猜测这位太太,还以为是什么风流韵事呢)。不可避免地无法再谈天气、文学和莱尼的时刻之后就到了,这位先生相当粗鲁———是确实如此的———而且明确地说:“咪咪,你走吧,让我们单独谈一谈。”咪咪于是确信笔者是来送情书的,在走出房间时并不掩饰受委屈的神色。这位先生是否要描述一下?六十五岁左右,白发苍苍,气度不凡,并非不热情,但神情严肃。在一间客厅里坐着,其面积约有一座有六百名学生的学校礼堂一半大,面临一个大花园,园中有德国树木,英国草坪、大约最小的一棵树有一百六十岁,还有月季花坛———而所有的一切,包括主人的脸色,甚至毕加索、夏加尔、劳申贝格、沃霍尔、佩杀施泰因、瓦尔德米勒、普尔曼等人的作品———所有的一切都在某种———笔者斗胆说———悲痛的气氛之中沉浸。这里也有T、W、L2和S!就没有一丝L1的迹象?“这位波加科夫先生您是想了解的———顺便说一下,我还要帮他一点忙呢,您别忘了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的秘书———对您谈的情况是否属实。喏,大致差不离是我能说的。波利斯营里的那个政委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的,从什么地方了解到他呢?———波加科夫先生提供的情况确实不错。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我在柏林认识波利斯的父亲的,我们成了好朋友。没有什么危险的事,这可不是,对他对我都是如此。从世界政治和整个历史来看,我仍然主张苏德两国结盟,而且我认为,一个亲密的、真正的、相互信任的同盟甚至会使———民主德国从地图上消失。我们是重视苏联的,我们。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喏,当年我在柏林被认为是红色的———确实也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我之所以批评今天联邦政府的东方政策,只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太优柔寡断了。是啊,谈到波加科夫先生———有一封信,我确实有一天在我的柏林办事处收到了,信里有一张条子,上面只写着:‘莱夫转告您,波被德军俘虏。’这张条子不知是谁送来的———也无关紧要,这个是送到楼下看门人那里的。您可想而知,当时我是多么激动。我非常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爱动脑筋、文雅安静的男孩,我曾多次———也许有十来次———在他父亲的寓所见过他。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集和一套荷尔德林全集,我送给他向他介绍卡夫卡———我大概可以说,是《乡村医生》的最早读者之一,如果不是第一个读者的话,那是我十四岁上中学时请母亲在一九二○年圣诞节送给我的礼物。我这时得知这个,我觉得老是爱苦思冥想、不通世故的小子在德国当了苏联俘虏。是否您认为(这时,虽然谈不上诘问的眼色,这位先生却反守为攻,重又变得咄咄逼人起来),是否您认为我不知道集中营里的情况?您以为我又聋又瞎、麻木不仁吗?(笔者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您以为(这时声音变得近乎恶狠狠了!)这一切我认为全都对头吗?我这时终于有机会有所作为了。这小子可在什么地方呢?当时我们有几百万或几十万苏联俘虏!是否他在被俘时就被打死打伤了呢?您到这么多人中间去找一个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看看(声音又升高,变得咄咄逼人)!我找到了他,可我对您讲(对毫无责任的笔者气势汹汹地挥手),我是靠OKH和OKW(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笔者)里的朋友找到他的———我找到了他。在什么地方?当采石工人,集中营里倒不是的,可是和集中营差不多。什么叫采石您知道吗?(由于笔者确实在一家采石场工作过三个星期,这个问题的言外之意他觉得是他不知道采石工是什么,讲得婉转些,这是主观武断,他回答的机会尤其是根本没有。)那就等于被判处死刑。您有没有试过从纳粹的苏联战俘集中营里弄出什么人?(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责备口气,因为笔者虽然从未试过从什么地方弄出什么人,这种可能也从未有过,但有几次倒是有机会放着俘虏不抓或让他们跑掉,他也这样做了。)是啊,我也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才能给这小子帮上一点忙。把他先从一个死亡率为百分之百的恐怖营转到一个稍微不那么恐怖、平均一个半人死一个的营,再从这个不那么恐怖的营转到一个仅只可怕、平均两个半人死一个的营,从这个可怕的营再转到一个不那么可怕、平均三个半人死一个的营———他这样就进了一个远远低于平均死亡率的营,但他还是又换到了一个勉强可以算是正常的营。死亡率极低:平均五点八人死一个。我把他转送到那里,因为我有个要好的朋友、老同学埃里希封卡姆在这个老营(老营?老集中营———笔者)当少校司令官,在斯大林格勒他丢掉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波利斯就到了他那里。也许您会想,这事埃里希封卡姆一人能作主吗?笔者什么也没有想,他唯一想要得到的是实事求是的消息)不,这事得由党的大人物出面,不得不向其中一个行贿———给他的情妇送了一个煤气灶,还送了他五百多升汽油票和三百支法国香烟,如果您想详细了解的话。这个党内大人物最后还得找另一个党员,就是那个佩尔策,略加关照,让他照顾波利斯———此外还有那个每天派人押送波利斯的警备队队长胡贝蒂上校,他受过老式教育,稳健,通情达理,不过为人小心谨慎,因为党卫队曾数次想找他麻烦,给他扣一顶‘滥施人道’的帽子。胡贝蒂上校要求给他开一张证明,证明波利斯在花圃的活动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或具有‘重要情报价值’,而且这时我们碰巧或是走运,您如果愿意(笔者不愿意———笔者),也可以说是天意。这个佩尔策参加过共产党,还雇佣了一名从前的女同党,她的丈夫———或者是情人,我相信反正是非法同居之类———带着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文件逃亡到法国去了。于是,用行话来说,波利斯是官方派去盯住那个女人的,而这一点他本人或那个佩尔策或那个女共产党都不知道———而我又是从‘东方外籍军队’处的一个熟人那里把这张证明搞到的———最要紧的是,我的活动也必须保密,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党卫队会注意到波利斯的。您想想看(笔者又没有想什么———笔者),为这样一个小伙子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是多难啊———七月二十日,以后风声以后更紧了。那个党内要人索取更多的财物———千钧一发。谁这时候还会去关心苏联工兵少尉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命运呢?”在粗略地领教了即使身居高位者为一名苏联战俘做点事也是多么难之后,笔者又回过头去走访了波加科夫,并且捎上腌黄瓜和彩色影片《赖安的女儿》的两张入场券。这时波加科夫已配备了一个水烟筒上的橡皮管,把它套在烟嘴上,这样他就能“受用地”喷云吐雾,因为他甚至可以用他蜷曲的手握住橡皮管(“这样我就用不着老是撅嘴去够烟嘴了”),所以简直谈起来滔滔不绝,也不在乎即使谈到波利斯的隐私乃至最隐讳的事情。“嗯,”波加科夫说,“根本严厉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去提醒他注意是根本用不着的,他的命运之受用不合历史逻辑。这小伙子最感不安的是那只明显感觉得到但又看不到的手,把他从一个营挪到另一个营,最后来到了这家花圃。除了有其他好处外,花圃还有一个好处:那里暖烘烘的,永远生着炉子,这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受用。我后来偷偷地告诉了他,他终于得知是谁把他弄到那里去的,但一点也没有放下心来,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怀疑那个可爱的姑娘,因为他以为她是那位先生收买后安插在那里的。还有一件事使这个简直敏感得出奇的小伙子极其紧张:枪炮声在他那个如此受用的工作场所附近接连不断。这里我并没有,也丝毫不想有这个意思:说这个小伙子忘恩负义。不,这种意思一点也没有—他心里乐得像开了花,不过事实的确如此:使他神经过敏的是不停的枪炮声。”必须在这里回忆一下,一九四三年末一九四四年初,德国各类死人的丧葬活动不断刷新记录:不仅陵园看守、花圈工人、祭司、地方党组织头头、发表演说的市长、教师、团指挥官、企业领导人、战友———还有奉命鸣放礼炮的警备营战士也不得不连续朝天开枪。根据遭难者的人数、级别、死亡方式,官职,中央陵园每天早晨七时至傍晚六时枪声不绝于耳。格龙奇的原话,在以下引用:“往往听上去如此,陵园好像是一个练兵场或者至少是一个射击场。当然礼炮声应当像一声炮声———在一九一七年我自己当后备军上士时曾领导过礼炮队———但往往这种愿望不能实现,听上去声音就像连珠炮,或者像在试验一种新式机枪。有时还有炸弹爆炸声、高射炮的轰鸣,使对杂音敏感的人真受不了。有时我们打开窗子,鼻子伸出去,确实闻到了火药味,尽管都是些空包弹。”此外如果允许笔者破例加以评论,那么他想指出,也许有时会调来一些对射击还不熟练的年轻士兵,向祭师、送丧的死者家属、军官和党魁们的头顶上开火,他们定会感到奇怪的———而这有可能使他们紧张不安,但愿无人责怪自己。那时肯定也会流下几滴T,可以看到许多W,感到S,而几乎死者家属中没有人确信自己会太平无事,某些人脸上露出了明显的S,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礼炮声中被埋葬,恐怕这些决不会使那些士兵感到安心。丧礼并不总是那么隆重,每天陵园如果不是上千个,也有几百个结膜囊在活动,脑干的控制失灵,因为也许有些人会感到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受到了打击。波加科夫:“当然怀疑那姑娘的时间不长,一天或两天,在她把手放在他手上,这种事他碰到之后,嗯———您知道,我是说就像长期没有接触过女人,自己又不敢采取主动的男人们常有的情况一样———对,对,直截了当地当那姑娘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就在她放花圈的桌子旁边,他的心情当时就是这样的。不错,就是这样。这是他告诉我的,当然他已经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但只是在梦中,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来不曾过,他被弄得不知所措,内心充满一种受用的欣喜感觉。您要知道,这小子很天真,受的是清教徒式的教育,对于所谓性爱那一套———他一窍不通。这时人们发现———只要您向我郑重保证(他这样做了!———笔者),决不会让这个姑娘知道的(笔者肯定,莱尼可以知道此事,她不会感到羞愧,也许甚至会感到高兴———笔者),我就告诉您,这小子还从来没有被女人留宿过。(看到笔者惊奇地竖起眉毛,便继续说)是啊,我总是这么说:被女人留宿。他并不想知道怎么去做,因为他已经懂得那是需要一定的身体条件的,可说是很受用的条件的,如果将一个女人爱上,想留宿在她那里,在某种兴奋的状态下想把什么放进哪里,那是明摆着的。嗯,他已经明白这一点,只是———当时还有一件小事———该死的,这个小伙子我喜欢,如果您想知道的话(笔者想知道———笔者),他救过我的命,没有他,我早就饿死了,去见阎王了没有他的信任,我也就活不下去。他还会跟谁说呢?妈的!他的一切就是我,他的父亲、兄弟、朋友———当他真和那个姑娘相好以后,夜里我躺在床上为他担心流泪。我警告过他,对他说:‘好吧,既然你这么爱她,甘冒杀头的危险———可是她呢?你想想,她冒了多大风险———她不能托词说你胁迫或强xx她,为自己开脱———谁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相信她。你要明白道理!’‘明白道理,’他说,‘要是你能见到她,就不会谈什么道理了,要是我向她谈道理———她会笑我的。我冒多大风险她知道,也知道我明白她冒多大风险———我们明白道理这种话,她不想听。她也不想死,她想活———而且她愿意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一起留宿。’———这个字眼我承认是他向我学的。我后来见到了她,进一步了解她之后,我认识到道理是一个愚蠢的字眼。不,可是当时还有一件事叫小伙子十分苦恼。他两三岁的时候,国内战争时期,他的母亲把他寄养在加利西亚地区乡下一个老朋友家里,这个朋友的祖母是犹太人。这个朋友后来被枪毙了,他就由老奶奶抚养,他和村里的犹太孩子一起玩,大约过了一两年,老奶奶也死了,另一个老大娘收养了他。他的详细身世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了。这位老大娘有一天发现小波利斯还没有行过割礼,她自然以为这是去世的老奶奶的疏忽,给他干脆就补了一刀———这样,他就被割去了包皮。差一点我急疯了。我问他,我说:‘波利斯,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抱成见,告诉我,究竟你是不是犹太人?’他向我发誓:‘不,我不是犹太人;我要是犹太人的话,一定会对你说的。’唔,犹太人的口音他一点也没有———可这是个坏消息,因为我们营里有很多排犹分子,他们会折磨他,甚至会向德国人告密。我问他:‘检查身体时你是怎样过关的?我指的是,你割过包皮,怎么没有给查出来?’———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莫斯科医科大学生,这有可能带来多大的危险,此人明白,在他应征入伍前又给他临时缝上一截猫肠,做得干净利落,不过疼得要命,后来一直保持得不坏,直到———直到他经常处于这种兴奋状态,禁不住这块缝上去的皮才脱落了。这时他想知道女人是不是———等等。唔,这又使我夜里心惊胆战,忧虑万分:女人的事不是原因———对女人注意什么、是否会注意我一无所知———不,可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个狂热的排犹分子,还有几个人由于嫉妒和怀疑会去向德国人告密———唔,到了那个时候,他命就再也没有什么大人物能够救了。那些受用也就全完了。”那位大人物说:“实话告诉您,当我事后听说他有了风流韵事时,我非常生气,真生气,太过分了,这个。他一定知道这事有多么危险,可想而知,我们这些保护他的人———他知道有人保护他———全都很为难。事情一暴露了,整个复杂的安排配合就会被彻底揭穿。您知道对这种事情是不会宽恕的。唔,结果倒没有出事,我只是还有些后怕,而且对普法伊弗小姐———太太也毫不掩饰,对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我感到震惊。是的,忘恩负义,我是这样说的。天啊,就为了一个娘儿们!当然我通过我的联络员不断地了解到他的生活情况,有时真想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他———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已经够叫我生气的了,因为有几次他公然在电车上向别人挑衅,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就不知道了———可是确实有人指控他和他的看守。调查封卡姆不得不进行了———他原来大清早在电车上唱歌,多半是小声哼哼,但有时唱得能使人听懂歌词内容———他唱的是什么您知道吗?《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的第二段:‘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一年以后,大清早在挤满了人的电车上向打夜班的德国男女工人唱这种歌,局势那么严重,还唱歌,这样做您认为明智吗?———您想想,他如果唱———我可以肯定,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第三段:‘砸碎那统治我们的枷锁,劳动红旗飘全球。’您看,并非我被扣上红帽子毫无道理。真叫人生气,生气。押送的士兵受到处分,封卡姆破例打电话———我们平时都是通过信使联系———问我:‘这么一个捣乱分子你怎么给了我?’———唔,事情倒是解决了,可这带来了多少的麻烦呀。又是送礼,又是提到‘东方外籍军队处的调令’———可后来又出了乱子:有个工人在电车上同波利斯攀谈,低声对他说:‘鼓起勇气,同志,差不多战争已打赢了。’给押送的士兵听到了这句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收回他的报告———这事有可能叫那个工人掉脑袋。不,我确实没有落个好,只有麻烦。”那位完全有资格夺去波利斯的男主角角色的先生看来有必要再次走访:瓦尔特佩尔策,七十岁,住在靠近树林的一幢黄黑色平房中。一面墙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属鹿,另一面墙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属马。他有一匹骑用马和一个供这匹马使用的马厩,他自己有一辆轿车,他妻子有一辆轿车。笔者第二次走访他时,发现他完全陷于消沉忧郁、近乎悔恨的状态之中。“你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送他们上大学:我儿子是医生,女儿学考古———现在在土耳其———可结果呢?却不是看得起家庭。暴发户,老纳粹,发战争财者,投机分子———您信不信我都听到些什么?甚至我女儿对我谈第三世界,可我问您:什么是第一世界她懂得吗?她自己出身的那个世界懂得吗?我有很多时间读书,也喜欢思考问题。您看看那个莱尼,当年她不肯把她的房子卖给我,因为她不相信我———她后来把房了卖给了霍伊泽,而他伙同他那精明的孙子在干什么?他正在考虑赶莱尼搬家,因为她把房间转租给外籍工人,房租,早已不按时交付了,或者根本付不起房租了。要是我的话,难道会有这种念头,把莱尼赶出她的住宅吗?决不会,无论在哪种政治制度下,都不会这样做的。决不会的。我毫不隐瞒,她一到我那里,她,我就爱上了,我对婚姻从来不很认真。我隐瞒过这一点吗?没有。我曾经是纳粹分子,参加过共产党,我利用过战争给我的买卖提供的某些经济上的机遇,我隐瞒了这些吗?没有。我———请原谅我使用粗俗的言词———能捞就捞。我承认。可是,一九三三年以后,我的企业里或企业外的任何人,我伤害过吗?没有。不错,我在那以前有点粗暴,我承认。可一九三三年以后呢?从没有损害过一个人。给我干活和与我同事的人,有谁能抱怨我呢?也没有人抱怨过我。也许唯一一个会抱怨的人是克雷姆普,可是他已死了。不错,我整过他,这我承认,这个讨厌的狂热分子,差点儿把我的整个企业搅得天翻地覆,使得大家没法好好干活。那个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这个白痴就想如同对待劣等人那样行事。事情是在九点钟过后不久休息进早餐时从莱尼给俄国人送去一杯咖啡开始的。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或一九四四年一月初的一天,天气很冷。当时已经形成了惯例,由伊尔泽克雷默尔煮咖啡。如果您问为什么,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当中最可靠的,而当时克雷姆普这个傻瓜倒是该问,一个年老的女共产党怎么成了干这种活计的最可靠人选?那时我们都自己带咖啡粉,放在一个纸袋里,光是咖啡粉就够叫人恼火的。有人只有咖啡代用品,有人是一比十、一比八的混合咖啡,莱尼的总是一比三,我有时舍得奢侈一下用一比一的比例,甚至偶尔用纯咖啡:这就是说,有十个不同的咖啡粉袋子,十把不同的咖啡壶———鉴于咖啡的供应情况,这是对伊尔泽绝对信任的一个岗位,因为她如果从一个装好咖啡的袋子中抓一点放到她那有时很差的咖啡中去,又有谁会发觉或想到呢?没有人会的。这就是共产党人所说的团结,而纳粹分子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谢尔夫就大大利用了这一点。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让汪夫特或谢尔夫基或克雷姆普那个大笨蛋去煮咖啡:显而易见,他们会掉包的。不过我得补充一句,克雷姆普通常没有什么好掉包的,这家伙太傻太死板了,通常喝纯粹的代用品———还有,当咖啡倒出来的时候那种气味:那个年头只要一闻气味,哪种咖啡里有哪怕一点儿真货马上就知道———莱尼的咖啡壶正是味道最香的———唔,好了。只要九点一刻把咖啡壶一分,不快、羡慕、嫉妒乃至憎恨和报复的思想都会涌上心头,您相信吗?您以为一九四四年初警察或党还有工夫去一个一个查究———那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破坏战时经济罪’么?他们倒是高兴大家都能搞到一点咖啡,不管其来路如何。好了———我们的莱尼在那个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干了什么事呢?她给俄国人斟了一杯她的咖啡———那是一比三的咖啡,您要知道,而克雷姆普喝的是他那淡而无味的代用品———从自己的壶里她用自己的杯子给俄国人倒了一杯,送到他最初几天和克雷姆普一起在花圈架子组干活的那张桌子上去。请一个既无杯子又无咖啡的人喝一杯咖啡,这是理所当然的,对莱尼来说———可您以为她知道这有多么大的政治性吗?我看到就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变得面无人色———因为她知道这有多么大的政治性:给一个俄国人送一杯一比三的咖啡,本来这种咖啡的香味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淡而无味的混合咖啡。克雷姆普做什么呢?平常他坐在那里干活,解开放着他的假腿,因为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这时他从墙上的钩子上取下那条解开的假腿———可想而知,墙上老是挂着这么一条假腿有多么好看啊!———从那个完全被搞糊涂的俄国人手中把杯子打掉了。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想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不过这种所谓死一般的寂静———在文学作品中,在我现在有时阅读的作品中就是这样说的———区分为不同的几种还是可以的:谢尔夫和汪夫特用死一般的寂静表示支持,霍埃特和策芬以此保持中立,以此赫特霍尼和伊尔泽则表示同情。唔,我可以告诉您,我们全都大吃一惊,将讨厌的格龙奇除外,他靠在办公室的门框上,站在我旁边一味笑着。他倒高兴,此人颠三倒四,没有什么事会叫他担心,虽然他老奸巨猾,鬼得要命。我做了什么呢?我由于紧张从办公室门口朝工作间吐了一口唾沫———如果有这种东西而我又成功地将它表达了,那就是一口完全带有嘲弄意味的唾沫,它落下的地方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得多。我的天哪,我的唾沫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其重要的政治含义你怎么能说清呢?你怎么证明这口唾沫带有嘲讽意味呢?一直仍是死一般的寂静,可以说笼罩着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恐惧不安的紧张气氛,莱尼这时怎么办呢?她怎么办呢?她拾起了杯子———由于掉在满地都是的泥炭灰上,杯子没有摔破———她拾起杯子,走到水龙头跟前,仔仔细细地冲洗———洗得那么仔细,一种挑衅,这本身就是的———我相信,从此刻起,她就存心进行挑衅了。我的天哪,您知道,很快这么一个杯子就可以洗干净,我认为也可以洗彻底,可她那洗杯子的样子,就好像那是个圣餐杯———她接着又完全多此一举———用一条洁净的手帕把杯子擦干,走到她的咖啡壶那里,从壶里倒出了第二杯———您知道,是那种可以装两杯咖啡的小壶———并把它平心静气地端给俄国人,克雷姆普看也不看。她并不是默默无言地这样做的。不,她还说了一声:‘请吧。’现在就看俄国人了。他一定知道,具有多大的政治意义,整个场面———我告诉您吧,这小子很敏感、聪明、机灵,有些人还真不如他呢。他脸色苍白,戴一副古怪的镍镜,淡黄色的头发有点鬈曲,模样几乎像个小天使———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在周围仍然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感到关键的时刻来到了。莱尼已经亮了相———他怎么办呢?唔,他接过咖啡,用准确的德语清楚响亮地说:‘谢谢,小姐。’———并且喝起来。汗珠他的额头上冒出了,您听着,可能他已有好几年没有得到过一滴咖啡或茶了———这对他来说犹如给瘦弱的肌体打了一针。唔,这样一来幸而就结束了紧张得可怕的死一般寂静———如释重负地赫特霍尼叹了一口气,叽里咕噜地克雷姆普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军人寡妇———给布尔什维克喝咖啡’,第二次格龙奇笑了,第二次我吐了一口唾沫,放肆极了,差点吐到克雷姆普的假腿上———那可就是亵渎圣物了。谢尔夫和汪夫特气呼呼的,其他人如释重负。莱尼这时没有咖啡喝了———伊尔泽克雷默尔,她做了什么呢?从自己的壶里她给莱尼倒了一杯,给她送去,同时清楚地说:‘你也不能干咽面包呀。’———伊尔泽的咖啡也不错。她有一个兄弟,是个铁杆纳粹,在安特卫普身居要职,老给她捎生咖啡豆———是啊,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这是莱尼的决定性战斗。”莱尼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的这次决定性亮相,笔者觉得非常重要,因此进一步想广泛将材料收集,便再次走访了所有仍活着的这一幕的目击者。首先,他觉得佩尔策所说的“死一般寂静”,时间未免太长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学夸张,必须加以澄清,因为根据他的看法和经验,“死一般寂静”决不可能超过三四十秒。克雷默尔———一笔附带着提一下,她根本不否认她的纳粹兄弟和捎咖啡之事!———估计,死一般寂静有“三至四分钟”。汪夫特说:“对这一幕我记忆犹新,我至今还责备自己,我们都听之任之,等于是赞成所发生的事情———死一般寂静?我宁可说是卑鄙的寂静———这有多长吗?您既然认为这很重要,那我就说:一至两分钟。我们本来是不该沉默,不能沉默的。我们的子弟兵在外面挨冷受冻,一直在把布尔什维克追击着(一九四四年已非如此,当时是布尔什维克在‘追击我们的子弟兵’,笔者作此历史性更正),而他在暖和的屋子里呆着,还得到这个婊子送的一比三咖啡!”赫特霍尼:“嗯,我当时不寒而栗,鸡皮疙瘩全身都起了,真是如此。我不知道莱尼是否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后来我还时常琢磨这个问题。我佩服她,佩服她的胆量和爽快,佩服她在这种死一般的寂静中洗杯子、擦干杯子等等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镇静,有一种在那里面———我说是冷静的———人性和真诚,该死的———至于时间嘛:我对您说吧,很长很长———不管是三五分钟还是只有八十秒钟。很长时间,而我第一次对佩尔策产生了某种好感,他显而易见站在莱尼一边,反对克雷姆普———吐唾沫显得相当庸俗,在那种情况下不过是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意思很清楚:他恨不得朝克雷姆普的脸上吐去,可是他不能那样做。”格龙奇:“我当时真想大声叫好:那个姑娘有胆量。他妈的,她一开始就打了决定性的一仗———可能不是有意的———不过她一定意识到:这个小伙子她认识才只有一个半钟头,他在花圈架子组干活无依无靠———任何人,即使是爱管闲事的汪夫特,她同他有什么暧昧关系也不能说。如果您问我并允许我用军事术语表达的话,早在根本没有什么射击目标之前莱尼就给自己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射击区。她所做的事,谁也不能作其他的解释:纯洁天真的人性,对劣等民族虽然不准讲人性,可您知道,就连克雷姆普这样一个家伙也明白,波利斯是一个人,他有一个鼻子两条腿,甚至鼻梁上还有一副眼镜,而且比那一帮人都敏感。波利斯无非是由于莱尼的大胆行为才变成人,被宣布为人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尽管后来还发生了那乱七八糟的事。至于时间有多长:哦,五分钟,我觉得至少有。”这次死一般寂静可能持续的时间,笔者感到自己应该通过一次试验来确定。由于那间工作间———现为格龙奇所有———还在,测定可以进行的:莱尼的桌子距离波利斯的桌子有四米,从波利斯的桌子到自来水龙头有三米,离莱尼的桌子有两米自来水龙头———再回到波利斯的桌子又是四米:总共十三米,很可能莱尼表面上从容不迫,实际上却肯定是匆匆走过这段路程的。遗憾的是,打掉杯子的动作只能模拟,因为笔者既无截肢者又无假肢可供借用,就无需模拟了,洗擦杯子、倒咖啡,他———笔者———做了三次试验,以便完全有把握取得人们所说的客观平均值。结果是:第一次试验四十五秒,第二次试验五十八秒,第三次试验四十二秒。平均值:四十八秒。笔者这里再次破例直接介入,想把这一事件称为莱尼的出世或再生,可以说是一次中心事件。可是他所掌握的有关莱尼的材料并不太多,至多只能作出如下概括:也许头脑有些简单,集浪漫、喜欢感性享受和实利主义于一身,读过一点克莱斯特的作品,掌握某些分泌过程的知识,会弹钢琴,虽说是业余爱好,却也谈得上博大或精深,不妨把她看成是情欲不遂的寡妇未能如愿以偿的情妇、四分之三的孤儿,可以认为她文化程度不高甚或缺乏教养———上述这些特性及其组织无能解释,为什么她在我们想要共同称为“咖啡风波”的那个节骨眼上竟表现得如此理所当然。固然不错,她对拉黑尔关怀备至,令人感到,直到拉黑尔葬身于修道院花园为止,但到那时为止拉黑尔毕竟是她人生道路上仅次于艾哈德和海因里希的知音———可为什么她送咖啡给波利斯利沃维奇这样一个人喝呢?这样一来,她就使他陷于引人注意的、有生命危险的境地,因为理所当然地、一个苏联战俘同样天真地接受一个天真的德国女人供奉的咖啡,会落到何种境地?如果真如玛格蕾特所言,她大概都闹不清楚犹太人是怎么回事,那么共产党人是什么人,她根本不明白吗?范多尔恩就像玛格蕾特和洛蒂一样对“咖啡风波”一无所知(显然莱尼认为此事无足轻重,用不着告诉她),相当简单的解释她提出了一个:“您知道,格鲁伊滕家有一件事总是理所当然的:一杯咖啡人人都能得到。不管是吃闲饭的、要饭的、流浪的,不管是讨人喜欢的还是不讨人喜欢的主顾或同行。问题这是毫无的,一杯咖啡人人都能喝上。就连普法伊弗夫妇也有咖啡喝,这可了不起。在这件事情上———说句公道话———不可原谅的不是他,而是她。从前人人都能理所当然地在修道院门口领取一勺汤这件事老是让我想起,而不问其宗教信仰或不要求念虔诚的格言。不,给任何人她会都敬上一杯咖啡的,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我想,她也会请他喝一杯甚至最杯的纳粹分子。这是毫无问题的———嗯,她这个人,是啊,不管她还有多少错误,她这个人很大方,这种人她就是的,并且真诚热情、富有人性———只是有一点,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她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人。”这样一种印象这里切不可产生,似乎在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的战争岁月里,佩尔策的花圈场存在亲俄或亲苏情绪,或者哪怕说这种可能有。莱尼的理所当然,从历史角度只能相对地予以评价,然而客观地从个人角度却可以予以评价。考虑到其他德国人曾由于给予苏联人小得多的好处就坐牢、上绞架、进集中营或有此种危险,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这并非有意显示人性,而是一种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相对的人性,联系起来看只能与莱尼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场合。莱尼的为人如果不是那么浑浑噩噩(她的这种特性在拉黑尔那里已表现出来),同样她会这样做———后来的事情和行动使人得出这一结论。如果莱尼未能用物质形式———刚好通过一杯咖啡———表示她的理所当然,她就会笨口拙舌地、也许甚至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地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说出来,而这有可能被说成比如同用圣杯敬献咖啡还要坏。可以认为,仔细冲洗杯子、仔细擦干杯子使她获得了感官上的快乐,她这样做并没有丝毫示威的意思。由于她一向总是在事后去才去考虑所做的事情(阿洛伊斯、艾哈德、海因里希、拉黑尔修女、她的父亲、她的母亲、战争),总是在事后很久去去考虑,因此难以假定,后来她意识到了自己所干的是什么。她不仅给一个苏联人端咖啡,而且确实是用双手奉献,使这个苏联人免遭了羞辱,使一个截肢的德国人受到羞辱。由此可见,莱尼并不是在大约五十秒的死一般寂静中出世和再生的,她的出世和再生不是一个已经结束而是正在继续的过程。莱尼简言之总是要到她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任何事情都得以物质的形式表示。不应忘记,此时她正好二十一岁半。她是———必须加以重申———一个极度依靠内分泌和消化为生的人,完全不会把什么事情升华。她身上存在着一种倾向于率直的潜能。阿洛伊斯既没有认识也没有把这种潜能唤醒,而艾哈德又没有机会或不曾利用机会去唤醒它。与阿洛伊斯在一起她可能得到感官满足的那十八分钟至二十五分钟,并没有充分把她的潜能调动起来,这种本领因为阿洛伊斯也不具备,无法领会这一自相矛盾的论点:莱尼喜欢感性享受,正因为她并非全然喜欢感性享受。其次一件大事即按手,只有两名证人。一是波加科夫,他已对此作了介绍并将结果叙述了,一是佩尔策,此人应当说是唯一的知情人。佩尔策:“俄国人从此以后自然就常有咖啡喝,是她的,而我可以发誓,当她第二天送咖啡给他的时候———他这时已经不在花圈架子组,被调到赫特霍尼的最后修饰组去了———就再也不是什么天真或无意识了,随您怎么说都可以,因为她环视一下四周,有没有人看看注意———然后就把她的左手放在他的右手上,他全身,时间虽然很短,他全身像触电一样,猛地往上一蹿。我看见了。可以发誓,而她不知道我看见了,我当时正站在阴暗的办公室里仔细往外看,因为我想看看这咖啡事件还会怎样发展下去。我在想什么您知道吗?听上去这话很粗俗,我知道,不过我们搞园艺的根本不像某些人以为的那么死板;我想,妈的,居然她动手了———她动手了,好家伙,我当时想,而且对这个俄国人真的羡慕和嫉妒起来。在男女关系上莱尼是个开明的人,不顾男人采取主动的传统:她按他的手以示主动。当然她完全明白,处在他那种地位,他采取主动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还是说明了两点:一是在男女关系上,二是在政治上,这样做都是一种大胆而近乎放肆的行动的。”两人(莱尼通过玛格蕾特,波利斯通过波加科夫)都异口同声地说过,他们俩“立即打得火热”。据我们从波加科夫那里得知,波利斯像男人那样反应:据从玛格蕾特那里我们得知,莱尼的感受“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石楠地经历要美妙得多”。对波利斯业务能力的佩尔策评价:“您可以相信我,我有知人之明。头一天我就明白,波利斯这个俄国人富有才智,有组织能力。他三天后就非正式地当上了负责产品验收的格龙奇的副手,同赫特霍尼和策芬两人相处融洽,实际上她们俩受他领导,不过这一点当然不能让她们觉察到了。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艺术家,很快就心领神会:关键在于节约材料。花圈缎带上的题词肯定不合他的心意,但他并不是感情用事的。‘为了领袖、人民和祖国’或‘冲锋队一一二支队’等等,并且一天到晚同N字和鹰徽打交道,这些并没有使他心烦意乱。他后来在我的办公室里单独掌管缎带柜和缎带帐簿,我有一次私下问他:‘波利斯,坦白对我讲,看到这些个N字、鹰徽之类的东西,你有什么感觉?’他一秒钟也不迟疑地作了回答。‘佩尔策先生,’他说,’但愿我不伤害您的感情———您既然这样坦率地问我———我就对您说吧:不仅料到和知道,而且还看到冲锋队的队员也难免一死,这使人感到一些安慰———至于N字和鹰徽嘛,自己的历史处境我完全清楚。’他和莱尼成了我几乎不可缺少的帮手,这一点是我想强调的,如果说我不仅没有难为过他,而且还给他种种照顾———对这个姑娘也是如此———那也有生意上的考虑。我并不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的,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而且善于和别人相处,就连汪夫特和谢尔夫也都听他的,因为他干得十分出色。我告诉您吧,他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一定会大有可为的。嗯,他当然是个工程师,很可能数学这一门是精通的,是他头一个发现架子———我指的是花圈架子———组人手不足,修饰组的生产能力跟不上了,虽然我经营已将近十年,格龙奇已干了将近四十年,但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连聪明的赫特霍尼也不曾想到。这当然,也由于他和赫特霍尼两人是一个验收组的,他们是我所希望的最佳组合。于是,调整班子,策芬回架子组,她嘟嘟囔囔不大愿意,但我增加工资作为补偿,产量结果提高了百分之十二至十五,这是有据可查的。我一心想把他留下来,什么问题也不让他出,这您难道会感到奇怪吗?此外,还有党内同志向我———有时直接,有时拐弯抹角———向我打招呼,让我照顾他别出问题,他的后台很硬。嗯,这可不那么简单;像克雷姆普这样一个讨厌的小包打听,那个歇斯底里的汪夫特———他们能把店给毁了。而且,谁也不知道,连莱尼和格龙奇都不知道,在我的私人小温室里我给了他一块六平方米上足肥料的地,种黄瓜、烟草和西红柿。”笔者不得不承认,谈到战时在花圈场工作而今天仍活着的证人,他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而且对越是容易接近的证人采访的次数也越多。由于在他第二次访问时汪夫特对他更加冷淡,就一笔勾销了她。佩尔策、格龙奇、克雷默尔和赫特霍尼四人都同样容易接近,也同样健谈———后一次克雷默尔稍许差一些———因此选择或挑选颇为困难;她在赫特霍尼那里,那与众不同的香茗,精心布置的房间,还有她那保养得很好的整洁的姣好容貌,以及她至今直言不讳仍主张分离主义,都使人留连忘返,她那只极小的烟灰缸和她对一支接一支抽烟者的明显反感是唯一使笔者感到犹豫的。“是啊,我们这个州(指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笔者)的税收最高,支援税收少的州———邀请那些税收少的州可有谁想到———例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巴伐利亚州———派人到这儿来,不仅让他们把我们的税金吞吃,而且也呼吸我们受污染的空气呢?这儿挣这么多钱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空气啊。再喝喝我们这儿令人作呕的臭水———让有清澈湖泊的巴伐利亚人和有海岸的荷尔斯泰因人来一次,到莱茵河里洗个澡,出来时定会全身沾满柏油,也许甚至会粘上羽毛,您以为如何?再瞧瞧这个施特劳斯,此人完全是靠不明不白的事情起家的,我说的是不明不白,我还要说是暧昧不清,因为都一样的意思———您瞧他怎么攻击我们州,几乎口吐白沫———究竟为了什么?嗯,就是因为这儿先进一些。应当强迫他带上老婆孩子到杜伊斯堡或多尔马根或韦瑟林来住上三年,好让他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和怎么挣来的———他拿到钱还破口大骂,因为我们这个州和州政府虽然根本谈不上怎么好,但至少不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更没有一点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色彩———我的意思您明白吗?为什么我要有‘休戚相关的感情’,为什么?这个国家是我建立的吗?建立这个国家我赞成过吗?没有。北方、南方、中部,究竟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您想想看,我们是怎样陷入这个团体中来的?都是由于该死的普鲁士人———而我们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一八一五年是谁把我们出卖的?难道是我们自己吗?我们希望这样,公民投票之类的活动举行过吗?没有,我告诉您。应当让施特劳斯在莱茵河洗个澡,到杜伊斯堡去呼吸呼吸空气———可他却呆在巴伐利亚的清新空气中,一提到‘莱茵和鲁尔就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我们和文艺来路不明的地方主义?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暧昧的地方?您想想看!不,从来我都是并且将永远是个分离主义者,如果别无选择的话,搭上一些威斯特法伦人我也没意见,不过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教权主义,伪善,或许还有土豆———他们那里种些什么我不太清楚,也不想知道———和森林土地,唔,管他呢,我也不能把这些拿回家去———它们还是呆在原地不动,我不过不反对搭上几个威斯特法伦人。再多就不行了。他们老是觉得自己受怠慢,受委屈、牢骚满腹,为‘广播时间分配比例’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情愤愤不平,和这些人在一起只会给你添麻烦。她是地道的莱茵人是莱尼了不起的地方。我还得告诉您,一定您觉得奇怪:我觉得波利斯比其他的人要像莱茵人,除了佩尔策,此人完全是罪恶和人道的混合物,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人。不错,他没有难为过什么人,克雷姆普也许例外,只要有可能,他就把他刁难,由于克雷姆普是个纳粹分子,你会以为佩尔策不是投机分子,不过这种看法恰恰错了:讨好多数人,专整克雷姆普一人,这完全是一种投机作风———因为实在克雷姆普不得人心,就连另外两个纳粹分子也不喜欢他,他是个叫人讨厌的家伙,色胆包天。不过,不过,我倒要替他说句公道话,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九四○年刚二十岁就丢掉了一条腿———谁又愿意承认或被迫承认,其实这毫无意义呢?我们可不要忘记,这些小伙子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像英雄一样受欢迎,受到女人的包围———可是到后来,战争拖得越长,缺胳膊少腿的人就越来越司空见惯,就越来越不稀罕了,后来两条腿的人还是比只有一条腿或没有腿的人运气好。我是个思想开通的进步的女人,向您我就这样谈这个小伙子的性爱状况和心理状态。天哪,一个高位截肢的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初能算老几?不过是个领取一笔寒酸的抚恤金的可怜虫而已———您尽可以做一下的想象,这种人在和女人上床前的关键时刻先卸下假腿,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叫人恶心,对他和对方都是如此,哪怕对方是个婊子。(哦,她的出色的茶,而且在笔者第三次访问时烟灰缸已经有小咖啡杯托那么大,是否应把这看作是表示好感?———笔者)还有然后那个彻头彻尾健康的佩尔策,您可以把他当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找到这只有在罪犯中才能,我指的是彻头彻尾丧尽天良的人。丧尽天良使人健康。您听我说,他不放过任何一笔买卖,从不放过。他还同那些早上送晚上接波利斯的卫兵顺便做咖啡、白兰地、香烟的生意哩———差不离这些人每周押车去法国或比利时一次,带回成箱的白兰地、雪茄烟和咖啡,衣料也有,他们甚至可以向这些家伙定货,就像跟商店订货一样。在其中有一个名叫科尔布,是个年纪较大而且老奸巨猾的家伙,曾经我从安特卫普捎过可做一件连衣裙的天鹅绒。另一个叫波尔迪希,年轻一些,是个快乐的虚无主义者,从一九四四年初起这种人比比皆是。我告诉您,那小伙子无忧无虑,装了一只假眼,把一只手失去了,军装胸前挂满奖章。他玩世不恭地利用自己失去的一只眼睛、失去的一只手和胸前的银质奖章为自己捞好处,就像赌博时使用筹码一样。什么人民、领袖和祖国,他都不放在心上,还不如我呢,因为我即使可以不要领袖,但毕竟还要一个莱茵祖国,要莱茵人民。嗯,满不在乎这些,这家伙,有时同我们当中长得仅次于莱尼的谢尔夫到后面的温室中去呆一会儿,用他的话说是‘逮只小耗子’或‘听山雀唱歌’,据说已经过佩尔策批准,让她去挑几朵花给他。由于此事,他有许多外号。人倒并不叫人讨厌———只是他的玩世不恭和虚无主义有点叫人吃不消。给克雷姆普他也总想打打气,有时塞给他几根香烟之类的东西,拍拍他的肩膀,当时流行的口号高呼:‘老兄,要享受战争之乐,和平将会是可怕的。’另一个,那个科尔布,是个讨厌的家伙,动手动脚是他喜欢的。至于佩尔策———用时髦话来说:鉴于丧葬市场的行情,自然产生了什么都有的黑市,有缎带、花圈、鲜花、棺材,自然他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党政要员花圈、英雄花圈和被炸死者花圈。给自己死去的亲人送葬时不献花圈,有谁愿意呢?再者,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军人和平民死去,最后不仅一口棺材反复使用多次,而且成了只是摆样子的花架子:起初用帆布后来改用麻袋布缝合,再吞只是草草一卷,或多或少赤身露体的死人通过活动的底板掉进土坑,人们让停放一段时间摆样子的棺材,甚至还装模作样地往上面扔点土,但一等死者家属、礼炮队、市长和党魁们———嗯,也就是说———一等佩尔策所说的‘送葬的必不可少的队伍’离去,走到看不见的地方,就把摆样子的棺材收上来,弄干净,擦一擦亮,用土把坟墓赶紧填平———我告诉您,快得就像埋犹太人死人一样。于是人们说:下一位,请!就像理发店一样。对棺材租金———和大笔殡葬收入垂涎三尺的佩尔策不难想到,想到花圈也可以多次使用,这样用上一只花圈两次、三次,有时甚或五次,如果不买通不勾结陵园管理人员,那是办不到的。重复使用的次数多少,当然取决于花圈架子材料的坚固程度和所使用的枝叶了———此外也可以乘机仔细地考察竞争对手的手法和毛病。这是当然需要有人组织的,有人合伙干———还有一定程度的保密———这只是他串通格龙奇、莱尼、我和克雷默尔才能做到———我承认:我们一起干了。那时候农村花圃送来的花圈有时质量达到真正的战前水平。为了不使其他人发现,整个活动就取名‘翻新组’。一直最后扩展至缎带。还是佩尔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巧妙地使缎带上的题词在顾客订货时就越来越一般化,这样就提高了重复使用缎带的机会。像‘你的父亲,常常你的母亲’这种落款在战争期间可以使用,即使是相比之下带有个人名称的落款‘你的康拉德’或‘你的英格莉德’,重用的机会也有的,只要将它熨平,把颜色和字迹稍加整新,把这些缎带放进缎带柜,等到再有一个名叫康拉德或英格莉德的人悼念某人时取出来使用就可以了。佩尔策那个时期最爱说的一句格言同任何时候一样:小牲口也造粪。波利斯最后想出了一个相当有用的主意,他想出———因为对德国通俗文学的了解他才有可能将这些知道———重新采用一种古老的挽词:‘呜呼哀哉,永志不忘。’嗯,这一挽词成了今天所谓的畅销货,而且可以长期使用,直到缎带确实无法再翻新和熨平为止。甚至连极为罕见的署名如‘你的古杜拉’等也都保存起来了。”对此克雷默尔说道:“是的,不错,我也参与其事。我们额外加班,以免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总是说,这又不是毁坟盗墓,花圈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嗯,我毫不在乎。这使我们得到一大笔外快,再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让花圈扔在坟圾堆里腐烂,究竟有何用处,对谁有好处呢?可是后来到底还是有人告发了,罪名是亵渎坟墓和盗窃死人财物。原来,也有一些人过了三四天又回来看看,不料他们的花圈已不翼而飞———不过他十分讲义气,没有把我们牵扯进去,自己一个人上了法庭,全部包了下来,格龙奇甚至没有牵扯到。据我从一个熟人那里听说,他十分巧妙地搬出了所谓‘反对浪费’这块风行全国的金字招牌,承认有‘某些不轨行为’,并将一千马克捐献给了一座疗养院。据一个熟人告诉我———那不是正规法院,只是一个同业工会委员会,后来才是一个党内名誉法庭———他说:‘同志们,先生们,本人战斗在诸位当中多数人不了解的一条战线———以及诸位当中许多人比我更了解的战线。有时那儿不也存在着某些不便斤斤计较的事情么?’嗯,他此后有一段时间就洗手不干了,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底。那时候全国一片混乱,再也没有什么人来注意花圈和缎带这种小事了。”

由于老格龙奇出于至诚并长期有效的邀请,笔者便多次登门拜访,与他在炎热的晚夏黄昏共享笼罩在一座有围墙的陵园内真正天堂般的静谧。下面将格龙奇的原话引用了,是大约四次谈话的梗概。这几次谈话全是在融洽的气氛中开始并结束在融洽的气氛中,每次谈话的地点各不相同:第一次坐在接骨木树丛中的长凳上,第二次在夹竹桃丛中的长凳上坐着,第三次坐在茉莉花丝中,第四次在金链花丛中坐着(老格龙奇喜欢变花样,声称还有更多的长凳在更多的树丝中备用)。宾主一边喝啤酒,一边抽烟,间或侧耳谛听那好像十分遥远的几乎动听的街道喧闹声。第一次采访纪要:“这真滑稽,我们的小瓦尔特谈什么发财的机会,他是从不放过这种机会的,他十九岁那一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个军需连里就这么干了。军需连?———嗯,比方说,他们在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那儿有好多东西可以收集,还能供部队使用:步枪、钢盔、弹药、机枪、甚至还有大炮,每一顶丢掉的帽子、每个军用水壶、皮带等等都拣———当然死人还在周围躺着,而死人口袋里往往会有东西:照片、信件———皮夹子,里面有时有钱。小瓦尔特的一个弟兄对我说过,这家伙可是天不怕地不怕,连死人嘴里的金牙也不放过,不管是什么国籍的———后来还出现了美国人,当时在欧洲战场上这还是头一次———而我们的小瓦尔特第一次在死人身上证明了他自己所谓的生意头脑。当然这一切都是严格禁止的,可是人们———但愿您不在其中———往往错误地以为会令行禁止。小瓦尔特的长处就在于此:他把条令法律并不放在心上,只是留神别被人抓住。嗯,这小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一笔不小的洋财,才十九岁的年纪,回来时腰里揣着一大包美元、英镑、比利时法郎和法国法郎———还有一小包数目可观的黄金。他证明自己有生意头脑,他有很尖的鼻子,看出做不动产生意大有可为,便大量收购房地产。他最喜欢收买空地皮,我指的不是没有种植花草树木的土地,而是用来盖房子的地皮,必要时他也购买已经盖了房子的地皮。美元和英镑那时候很值钱,土地,例如郊区土地非常便宜。尽量靠近公路干线的地段是他选择的,东买一块,西买一块,再买下位于市中心的几所破产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小房子。然后,我们的小瓦尔特就出去干和平工作,这样说如果您愿意:他把美国兵的尸体挖出来,装进锌皮棺材运往美国———干这种活可以在合法的招牌下干非法的勾当,因为挖出来的尸体有的嘴里也有金牙。卫生是美国人讲究的,付给这种工作优厚的酬金,于是有美元紧缺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腰包又有许多合法和非法的美元进了,他又买下了几小块地皮,零敲碎打,这一次是在市中心,那儿有一些小食品商和手工业者破产。”夹竹桃丛中的谈话纪要:“十四岁那年我到老佩尔策的店里学徒,当时瓦尔特四岁,大家,包括他父母,都叫他小瓦尔特———这名字就一直叫下来了。他们都是好人的,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虔诚得有些过分,老是上教堂什么的,父亲死也不肯信教,您想想,这在一九○四年意味着什么。当然,他读过尼采的作品,读过施特凡格奥尔格的作品,他并不是个爱想入非非的人,只是脾气有些古怪,对买卖他不怎么感兴趣,只关心育种和试验,拿一种新的说法说出来:他不仅探索蓝花,而且探索新花。从一开始他就参加青年运动,把我也拉了进去,今天我还能把《劳动者》这首歌的全部歌词都唱出来。”“‘黄金是谁开采?矿石是谁开采?是谁织布纺纱?是谁种粮种菜?是谁养活富人而自己却一无所有?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是谁从早累到晚?为别人创造财富的是谁?是谁一手推动世界车轮前进而政治上无权?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嗯,在十四岁那年我从您可以想象的最贫困的艾费尔山村到海因茨佩尔策那里学手艺。在温室里他为我整理出一间小屋子,有床铺和桌椅,紧挨着炉子———他管我吃,给一点零花钱———而他自己吃的也不比我好,钱也不比我多。我们都是共产党,但并不知道这个字眼,不清楚这是什么。我一九○八年到一九一○年,应征入伍,当然是去冰冷的故乡,他们把我送到布罗姆贝格,佩尔策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常给我寄东西。我休假上什么地方去呢?我不回老家,不回那个教士跋扈的穷山沟,我到佩尔策那儿去———诺,小瓦尔特那时老是在露天园圃和温室里,在我们中间钻来钻去玩,小家伙逗人喜欢,文静,不随和,但不是不亲切,您知道,我考虑是什么使他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是害怕。他害怕。那时经常遇到执达员和被银行拒付的汇票带来的麻烦事,我们有时几个帮手把自己不多的积蓄也凑给老板应付过关。从前花圃根本赚不了大钱,只是养花热席卷了整个欧洲之后才赚大钱。因茨佩尔策一心一意探索他的新花海。他认为,新时代需要一种新花,他想入非非非,但从来没能培植出什么一鸣惊人的品种,他尽管像一个发明家一样,神秘地对他的花盆和花坛摆弄了好多年,剪枝、施肥、嫁接,但长出来的只是变种的郁金香或退化的玫瑰,不好看的杂种。嗯,六岁小瓦尔特上学时脑袋瓜里只有一个‘员’字,他对执达员的简称是这个。‘妈妈,今天员来吗?爸爸,今天员又来吗?’是害怕,我告诉您,使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是害怕。当然,他没有上完中学,连三年级也没念完,就到花圃去学手艺,完了,那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您如果问我的话:一九一四年不仅是瓦尔特中学生活的结束,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我那一年二十四岁,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完了。完了。那些白痴竟会受他们那个虚情假意的混帐皇帝的欺骗!这一点,瓦尔特的父亲海因茨也明白,他终于放弃了他那半吊子的试验。他也像我一样不得不入伍———由于我们俩生气,可以说由于愤怒、由于伤心、由于生气而当了上士。那些新兵是我讨厌的,那些刚入伍的笨蛋,他们受过了规规矩矩的教育,卑躬屈膝,真叫人恶心。我讨厌他们,存心折磨他们。是的,我当了军士长,我把他们一群一群地、一营一营地赶出哈克托尔营房,同布罗姆贝格营房那些营房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以致您闭上眼睛也能找到三连连部,就像在布罗姆贝格一样———一批一批的我对他们进行训练,并把他们送上前线。在我的口袋里,我的皮夹子里有一张罗莎卢森堡的小照片。我把它带在身上,像小圣像一样,它后来像小圣像一样破旧了。总之,士兵委员会我没有参加,不,对我来说,一九一四年是德国历史的终结———他们后来当然把罗莎卢森堡杀害了,社会民主党那些老爷让人杀害了她———后来连我们的小瓦尔特也上了战场,也许收集金牙、捞美金倒是唯一聪明的做法。他母亲阿德尔海德是个可爱的女人,曾经甚至很漂亮,但后来很早就变丑了,红鼻头,尖鼻子,嘴角露出痛苦恼恨的表情,我简直受不了女人有这种表情:我见过我的祖母脸上有这种表情,我母亲也有,这些美丽的脸蛋上只剩下痛苦,只剩下恼恨,她们只听那些该死的教士的话,一清早就去做晨祷了,下午又带上念珠出门,晚上带着念珠再去一次———嗯,我们得经常去教堂或陵园小教堂,因为我们经营盆栽棕榈之类的出租业务。阿德尔海德因此同教堂的关系是大有好处的,逢有社团活动和企业庆祝活动什么的———嗯,我真想朝祭坛上吐唾沫,只是因为阿德尔海德的缘故才没有这样做。海因茨后来也开始酗酒嗯,小瓦尔特经常离开家我能理解了,去扒美国人的尸体,接着他到义勇团混了半年,我想那是在西里西亚,以后在城里呆了一段时间,开始搞拳击,是职业性的,但进项并不多。为妓女拉点客———起初是给那些为一杯二十芬尼的咖啡就卖身的廉价婊子拉客,之后是为高一级的妓女———是的,他后来确实成了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也为时不长。这人从来不多说话的,他也不大在乎他的不动产收益不多,园艺活计他从来没有干过,因为干这种活手会弄得很脏,脏东西会侵入到皮肤纹路中去———而我们的小瓦尔特一向讲究,总是很注意养生之道:他每天早晨长跑,然后淋浴,热水和冷水,他觉得家里的早餐太差劲,是代用咖啡和什锦果酱,于是他马上就溜到他的婊子咖啡馆去,点鸡蛋、真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以后这些东西由姑娘们的嫖客付帐。当然,他很早就搞来了一辆汽车,虽然只是哈诺马格牌。”茉莉花丛谈话纪要:“对父母他一直不错,确实不错,他真爱他们,我差不多相信了。从未顶撞过他的母亲,连一句取笑的话也没有说过。而阿德尔海德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了,后来她死了,不是死于悲伤,而是死于烦恼。一个闷闷不乐的女人,可惜———从前长得美貌健壮,我一九○四年进店时,她一天到晚快快活活、干干净净。瓦尔特后来有时跟我们去送盆栽棕榈,您真应当看看他如何在祭坛跪拜,手伸进圣水盆动作干净利索。后来,他一九三二年加入冲锋队,一九三三年初参加搜捕政界要人,但没有抓过一个人,而是乘机捞了一把票,只要给他首饰和现钞,他就把他们放走———这笔外快一定不小,一辆新汽车、新衣服他很快就有了,当时还可以低价购进犹太人的地产,东买下一家小铺子,西买下一块地皮,他后来说这样做‘有点粗鲁’。这时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绅士,手指甲修得很整洁,一九三四年娶了普鲁姆特尔的女儿夏娃,当然很有钱。这个姑娘您知道眼界很高,人品不错,只是有点神经质。她父亲开了一家经营分期偿还贷款业务的办事处,后来还开了几家当铺———而女儿呢,嗯,读里尔克的作品,吹笛子。嗯,也有几块地产在她的嫁妆中,还有一包现钞。他一九三四年后,当上了名誉中队长,但不参与龌龊的勾当,伤天害理的事也不参与,不能说他这个人心狠手辣,只是一心想弄地皮。奇怪的是,他愈有钱,也就变得愈有人情味,就算在水晶夜他也没有参与抢劫。他只是上音乐咖啡馆去坐坐,看看歌剧,当然是长期票,孩子有了,疼爱得不得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瓦尔特和小夏娃,到了一九三六年,当海因茨确实因酗酒过度而瘦骨伶仃、苦恼不幸地死去的时候,花圃终于被他接管了———嗯,我成了小瓦尔特的业务总管,我们开始搞花圈场,接受党的定货,他把花圃的一部分送给我,今天这部分还属于我所有的,应当说他很慷慨,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刻薄或者小里小气的话。海因茨和可怜的阿德尔海德去世后买卖蒸蒸日上。”金链花丛谈话纪要:有人认为,瓦尔特如果说是个纳粹分子,就连纳粹分子听了也会生气。到了一九四四年年中,莱尼和那个俄国人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他完全的变了。他十分关心他们两人的冷暖,打电话,谈话。他和过去不同的是,变得爱冥思苦想了。瓦尔特也明白:战争已打败了,如果优待一个俄国人和格鲁伊滕家的姑娘,战后是决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的———可是,战争还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使我们大家都精神紧张:最后这几个月里,随时都有人被绞死或枪毙,无论你是老纳粹或不是纳粹,能否挺过去都已没有把握了———妈的,美国人最后从亚琛打到莱茵河,花了多少时间呀?将近半年时间。我相信,体格健壮、十分疼爱自己的两个孩子的小瓦尔特,这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内心冲突。他住在郊外别墅里,有两条精心喂养的狗、两个可爱的孩子、汽车和越来越多的地皮。老地产他已卖给别人建造居民区和兵营,现款是不收的,不,他不太看重现金,一心只想要实物;离市区稍远的地皮他收进了,面积两倍、三倍于他出让的地皮,因为他是个乐天派。他是十分讲究保养身体的,一直坚持每天早晨在公园里跑步,淋浴,丰盛的早餐,如今在家里用早餐,遇到非进教堂不可的时候,仍能表演一个漂亮的屈膝下跪动作或者敏捷地画十字。但是,这时有了莱尼和波利斯这两个人,他喜欢他们,他们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工人,有着更有势力的后台,是谁他不知道———而且还有别的更有势力的人,可以很快地将一个人绞死、枪毙或送进集中营。这里不过千万别误会,别以为小瓦尔特突然发现了自己身上那个被一些人叫做良心的陌生之物,或者吓得浑身发抖或者出于好奇,那个奇怪的、至今他仍不明白的外来词或新大陆突然开始接近,即人们常说的道德。不,不。他发了财,从来内心深处不存在冲突,可有时遇到外来的冲突(因为党内或冲锋队内也有人找他麻烦,使他烦恼)。在他的所有活动中,他从军需连开始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收取现金首饰放走政界要人,常常遇到麻烦。有人向党内法庭和正规法院有人举报他,尤其是后来他对花圈和缎带的利用太过分的时候。还真有不少的麻烦事,他硬着头皮去顶,沉着冷静地排除了种种艰险。他采用的方法是强调他的活动对全民族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说明了他是孜孜不倦地与当时称作‘浪费现象’这一全民族之大敌作斗争的。麻烦是有的,但在对他有利的事情上,他的内心从来就不曾有过斗争。对他来说,俄国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无所谓,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或别的什么党都无所谓———可是,一种更强大的势力和另一种更强大的势力现在是对着干,而且他对波利斯和莱尼怀有好感,甚至———什么样的巧合呀!———他发财,他们俩都帮了,他该怎么办呢?他毫不在意战争已经失败,对政治和‘德国人民的生死存亡’不感兴趣———可他妈的,谁能告诉他,究竟一九四四年七月离战争结束还有多久呢?他深信,作好战争失败的思想准备,是不会错的,改换门庭,可是究竟应当或能够从何时起终于改换门庭呢?”几个问题由读者自己回答,这里不妨总结一下并提出。首先提供统计材料和外部情况。那就错了,若以为佩尔策是个爱抽雪茄、有点邋遢的人。他衣着讲究,非常整洁,总是戴时髦的领带,甚至这些领带对年已古稀的佩尔策仍很般配。他抽香烟,一贯风度不凡,这里虽然也描写过他吐唾沫的事,但有必要补充说明:唾沫,他是很少吐的,几乎从未吐过,那一次他吐唾沫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可能还是一种旗帜鲜明的表态。他住在一座别墅里,他不把它叫做别墅。他身高一米八三,体重———据他那给他看病的当医生的儿子说———七十八公斤,他是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的,从前是黑色,如今略显花白。确实他应当算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么?什么时候他有过L2、T和W?尽管他看上去对人生有着一种几乎绝对的自信,但没有一种适用于他的L1,有关L1的说明中所列举的八种形容词,如果说,他脸上有时也露出笑容,那么这更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而不像如来佛的微笑。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不畏外在冲突,不知有内心冲突,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四十四岁那一年都毫无内心冲突,把他父亲的企业扩充了五倍并且不怕“小牲口的粪”的人,那就应当明白,第一次突然失去了绝对自信,战战兢兢地踏上了新大陆,是他到了四十四岁年纪已较大的时候。如果再考虑到他的一个明显特征,一种强烈得几乎过分的官能要求(他的早餐习惯与莱尼一模一样),也许就不难想象了,一九四四年年中以后他陷入了何种冲突。如果再把旺盛得几乎过分的精力当作佩尔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能想象,他一九四四年七月后陷入了何种冲突。也许可以说明一份重要的详细的材料,佩尔策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的表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就在美国人入城之前数日,佩尔策书面声明退出党和冲锋队并用挂号寄出,与这个组织的罪行划清界线,声称自己(此信的正式副本可向笔者索阅)“是一个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的正派的德国人”。在美国人入城前夕他肯定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所仍营业的德国邮局,或者至少是一位有权开证明的德国邮局职员。也有挂号信的收据,尽管上面的纳粹兀鹰标志显得很难看。美国人入城时,佩尔策就可以振振有辞地说他不是纳粹组织的成员了。他领到了经营苗圃和花圈场的执照,因为这时丧葬活动仍在继续,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佩尔策对他的行业的牢不可破的评论是:“总会有人死的。”不过,他这时还得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度过将近一年,战争才告结束。而他在有人要求关照(休假、预支、附加工资、额外赠花)时首先总是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的。”这句口头禅得到花圈场所有仍在世和找得到的证人证实。“说这句话他几乎像念经,念咒甚至有点像,就好像他必须使自己相信他确实不是不近人情的人,有时讲这句话简直驴唇不对马嘴。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一家人都好吧,他却回答:‘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还有一次,有人———是谁我记不得了———问他那天是星期几———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他却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的腔调,我们大家都学着讲,连波利斯也学他,当然比较谨慎,比如当我送去花圈叫他装上缎带时,他就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瓦尔特佩尔策发生的变化,从心理分析角度来看很有意思。”佩尔策这句口头禅的数量和质量克雷默尔充分证实了:“是啊,这句话他老挂在嘴边,人们已完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就像在教堂里听到‘主与你们同在’或‘怜悯我们’一样。他后来有两种说法:‘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和‘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格龙奇(在后来一次可惜不能舒适地坐在接骨木或类似的树丛中欢聚的短暂访问中)说:“对,不错,不错。‘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甚至有时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这样自言自语。我常听到,毫不放在心上,因为这对他来说几乎已变得像呼吸一样理所当然。嗯(格龙奇脸上露出奸笑),那些金牙也许是使他有点不自在,还有那些偷来的花圈、鲜花、缎带和他在继续收买的地皮,也未停止,即使在战争时期。此外,您有时不妨想一想,两把、三把、也许四把不同国籍的金牙怎样变成了一块地皮,起初并不吸引人的,可是到了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为一块地产,上面盖起了联邦国防军一幢又高又大的办公楼,向小瓦尔特支付了可观的租金———”在瑞士那位魏玛共和国政界要人的足迹已查明重新出现,不过在那儿唯一能找到是该君的遗孀的。这位身体非常虚弱的老太太住在巴塞尔的一家旅馆里,对那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感谢他救了我们一命,是最重要的事。确实如此。他救了我们的命———不过请不要忘记,那时能救人一命的人要么是身居高位,要么就是地位很低下。这开恩的一面人们总是忽略:既然戈林后来声称他曾救过几个犹太人的命,您就不要忘记:什么人才能救人一命?一条人命取决于这样一种慈悲,这究竟专制到什么地步了?一九三三年二月,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朋友家的一所别墅里找到了我们,这个人———佩尔策?可能是,他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像强盗一样凶狠地要我交出全部首饰、全部现金,甚至还索取一张支票,不是贿赂,不,他是怎么说的您知道吗?‘我把我的摩托车卖给你们,车子在后面花园门口停着,我给你们出个点子:你们驾车前往艾费尔山区,别去比利时或卢森堡,然后绕过萨尔布吕肯去边界,到了那里找个人帮你们过去。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说,‘当然,问题在于你们是否认为我的摩托车值这么多钱,你们会不会驾驶摩托车。我的车子是青达普牌的。’幸亏我的丈夫年轻时是个摩托车迷,可是那———那个青年时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们是怎样取道阿尔特纳尔前往普吕姆,再从普吕姆前往特里尔的您也别问,我坐在后座上———嗯,幸好我们在特里尔有党内同志———不是亲自出马,而是通过中间人———送我们到了萨尔区———是的,多亏他救了我们的命———可是他也把我们的性命捏在他的手心里。别提了,请您别再提此事,您走吧。不,我不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姓名。”佩尔策本人几乎并不否认所有这些事情,只是他的解释与所有其他人不同。由于他非常爱说而且也很想说,他只要愿意,笔者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前去找他,同他聊天。再次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看上去佩尔策并不暖昧、可疑、油滑。他一本正经,完全有可能被当成一位银行经理,被承认是一位监事会主席,如果介绍说他是一位已退休的部长,对他已经退休人们就会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他根本就不像七十岁的人,而是像一个看上去只有六十一岁或六十四岁的人。谈到他在军需连的工作时,他并不回避,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作了带点哲理性的解释:“您知道,直到今天我一辈子最恨无谓的浪费,我强调:无谓的———浪费本身是件好事,只要事出有因和有意义的话,例如慷慨馈赠呀,解囊相助呀,诸如此类,但无谓的浪费,那会使我恼火。美国人对他们的死者那种做法,我认为就属于‘无谓的浪费’———为了把一个名叫吉米的尸体,比方说从贝恩卡斯特尔(他一九一九年死在那儿的野战医院里),在一九二三或一九二二年运往威斯康星州,得花费多少费用、人力和物力啊?什么是这样做的目的?他们在尸体上发现的每颗金牙、每个结婚戒指、每条护身符,难道都要运走么?您是否相信,当时———几年前———在利斯河和康布雷战役后我们收集的钱包———是否您相信,如果我们不拿,那些美钞会被连部或营部上缴?再者,是由历史情况以及这种历史情况下需要摩托车的人的钱包决定一辆摩托车的价格的。“天哪,我难道就没有证明过我也能慷慨大方吗?而且在涉及人性要求的时候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吗?您能判断,我的处境从一九四四年年中起有多么危险吗?我故意违犯了我的公民义务,去成全这两个年轻人的短暂幸福。我看见她按他的手,后来又注意到他们一再跑到后面堆放泥炭、干草、石楠和各种枝叶的温室去呆两三分钟或三四分钟———的确其他人没有注意到,遇到空袭时他们俩有时溜走一两个小时,您以为我也没有发现吗?我不仅违背了公民义务,作为男人也违背了我自己的性爱要求,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从不隐瞒我的性爱要求———因为我自己对莱尼早就脉脉含情,落花有意。今天我仍然,您尽管告诉她,我今天仍然有兴趣。我们这种打过仗和搞园艺的人有时很粗野,那时我们把今天描写得这样微妙复杂和细腻生动的事情简单地称为‘摔交’———我多么诚实,为了向您证明,现在重新采用我当年的说法和想法。我真想同莱尼‘摔一交’。不只是作为公民,不只是作为老板,不只是作为党员,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作出了牺牲。虽然我原则上反对老板和女工谈情说爱、私通或者摔交———随您怎么说———可临到自己头上,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任意而为,于是,我就下手,有时———我们也这样说———打翻一人在地。有几次,我同姑娘们发生了麻烦,大大小小的麻烦,同阿德勒克莱滕最纠缠不清,她爱我,和我生了个孩子,定要和我结婚,叫我同老婆离婚等等。可我是一个坚决反对离婚的人,认为这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好办法,于是我就给阿德勒在霍恩索伦大街开了一家花店,孩子让她好好抚养。如今阿尔贝特早已是终身制的实科学校教师,阿德勒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生活美好。阿德勒已从一个热情奔放的女人———当年她是个思想坚定的园艺工作者,就像我们这一行所说的那样,热爱大自然———变成一个精明强干、作风正派的女实业家。但一九四四年初波利斯和莱尼的事情,就我惊恐万分。您可以找人,随便找哪一个都行,看看有谁会说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佩尔策令人信服地断言,确实没有一个当事人能是个不近人情的人。这里只应指出并记住:佩尔策惊恐万分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他把他心惊胆战的时间提前了六个月。他的话是否可靠,由读者自行判断。佩尔策那间装玻璃的办公室(如今仍在,被格龙奇当作发货部,准备运走的盆花和墓前盆栽圣诞树在那里堆放着)位于花圃的中心。按照精确测定的地形位置,这间办公室东、北、南三面各与一间温室横向相连,佩尔策就在办公室里坐着仔仔细细地登记温室中种植的花卉,然后把一部分交给修饰组,一部分交给单独经营当时还不很景气的陵墓管理业务的格龙奇,再有一部分供应或多或少自由进货的花商。办公室西面———宽度与那三间温室相同———是花圈场,有两扇门直接向两间温室通着,而对任何一点动静佩尔策自然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可能确实看见莱尼和波利斯经常一个接着一个上男女不分的厕所,或是去两间温室中的一间取材料。佩尔策花圃的防空设施,据当地民间防空员封登德里施一再认定,简直是“遭透了”的,勉强符合规定的最近一处地下室防空设在距离约二百五十米的市陵园管理所办公楼里,而根据规定———犹太人、苏联人和波兰人都不得使用这间地下防空室。坚决要求按照这条规定办事的,可想而知是汪夫特、克雷姆普和谢尔夫。那么,英国或美国炸弹如果从天而降,一个苏联人往哪儿躲呢?炸弹虽然不是炸他的,但有可能炸中他。一个苏联人被炸死算不了什么。克雷姆普这样说过:“少一个,有何不可?”。不过此事又节外生枝,另一个问题产生了:当德国人的生命在防空洞受到保护的时候,这个苏联人由谁去看管呢?能让他独自一人,使他有可能不受监督地达到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皆有的那种状况———自由吗?这个难题,佩尔策果断地解决了。他干脆拒绝进地下防空室的门,争辩说———市政当局也私下认为这无可争辩———“防空洞”毫不管用,只不过是口棺材”,空袭时他留在办公室,保证不让这个苏联人“轻而易举”地达到自由状态。“毕竟我当过兵,知道我的职责。”一辈子没有进过任何防空洞或地下室的莱尼(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她也与佩尔策相同)则说,她干脆“到坟场去等警报解除”。后来结果是“各人干脆自找个地方躲一下,那个可笑的封登德里施即使提抗议也无济于事,他的书面控诉,小瓦尔特干脆让一个好朋友给扣留了”。“陵园管理所的这个地下防空室,简直荒唐透顶只不过是一间会把人闷死的房间,只是摆样子的,那是一间普通的地下室,由一层几公分厚的水泥加固,一枚燃烧弹甚至都能把它击穿。”因此空袭警报一响,人们就乱成一团,不能继续干活。他不能放松对那个苏联人的监视,而其他人都“自找去路”。在办公室佩尔策留着看管波利斯,时不时看一眼挂钟,为白白流逝的工作时间叫苦,这笔损失都由他负担。由于封登德里施还经常指责佩尔策的百叶窗漏光,他“后来干脆关上灯———水面上一片黑暗”。那么,在这黑暗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佩尔策一九四四年初已惊恐万分的时候,是否波利斯和莱尼已进行“摔交”了?根据了解莱尼私生活的唯一证人玛格蕾特的介绍,波利斯和莱尼的恋爱关系可作如下颇为详尽的推想。莱尼在首次按手后经常晚上去玛格蕾特家,最后甚至在她家住了,并且又进入“一个健谈的时期”———就像波利斯在波加科夫面前进入一个“极为健谈的时期”一样。波利斯向波加科夫叙述的恋爱情况,虽然不像莱尼对玛格蕾特说得那么详细,但在时间上两人的说法大体是一致的。反正至此一向实事求是的佩尔策,说他如果在一九四四年初就已“惊恐万分”,那一定是非常不实事求是的。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按手六星期后———才终于一锤定音!一天,在厕所门口莱尼迅速地小声对波利斯说:“我爱你。”波利斯也急忙小声回答:“我也是。”应当原谅这句语法上错误的省略句。他当然应当说:我也爱你。反正意思莱尼明白了,尽管“那该死的礼炮声这时达到了顶点”(玛格蕾特引用莱尼的原话)。在二月中旬大约第一次接吻,这次初吻使两人销魂。第一次“同房”(莱尼用语,由玛格蕾特证实)或第一次“留宿”有据可查,直到三月十八日白天的一次空袭时进行。那一天空袭从下午两点零二分一直到三点十八分,只将一枚炸弹投下了。这里必须解除对莱尼的一种不难理解但毫无根据的怀疑,即她奉行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莱尼具有莱因姑娘的那种无比直率的性格(不错,她是莱茵人,甚至是得到赫特霍尼太太“承认”的莱茵人,这可了不起)。只要她喜欢某人或觉得找到了意中人,就会立刻愿意什么都干,进行“最大胆的亲密行动”,并且不等教会或国家发给结婚证书。这两个如今不仅卿卿我我,他们已“堕入情网”,莱尼内心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而且波利斯感觉到了,他向波加科夫谈到这一点时说:“她愿意,愿意———有一种———一种难以置信的迎合。”可以断定,两人都想尽早尽多地同房或留宿,只是环境要求小心谨慎,就像一对情侣从相反的方向各自越过宽一公里的雷区向对方跑去,以便在三米或四米见方的无雷区一起躺倒、“摆平”或摔交。赫特霍尼太太是这样说的:“这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快似火箭,只是出于保存自己或更大程度上出于保存对方的迫切要求,他们才没有草率从事。我原则上反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情况下,这两人情况特殊我同意,而且违背我的道德原则,希望他们一起去找个旅馆,或者至少找个公园,哪怕是过道走廊之类也好———战争时期甚至连幽会的庸俗方式和地方也重又抬头了———那时,我得补充一句,我认为乱搞男女关系是不光彩的事,我对这种事情今天要开通多了。”玛格蕾特的原话:“莱尼对我说:‘你知道吗?警告牌,我到处都看得到:小心,有生命危险!’此外您还得知道,联系的机会也是很少的。莱尼完全明白,暂时她还得保持主动,完全一反常规,这已经非同小可了。当时甚至连我也还不敢反其道而行之,同男人我决不会主动搭话。他们俩不仅要谈情说爱,而且必然还要向对方了解情况,把情况打听。要想单独在一起,哪怕只待上半分钟,就已经是难上加难了。后来莱尼干脆在厕所和泥炭堆之间挂上一块麻袋片作帘子,当然钉死没有了,在上面钉一根敲弯的钉子,必要时可以用它将帘子挂上,这样就隔出了一个小房间,他们以后有时就可以在那里短促地摸一下脸蛋,亲一下,而且她还能悄悄地叫一声‘亲爱的’,这已经耸人听闻了。要谈的事真是没完没了!心境、出身、俘虏营里的情况、政治、战争、伙食。当然,她与他也有业务上或工作上的联系,要把做好的花圈送到他那里去,大约每送一次需要半分钟,在其中大约有十秒钟可以迅速说上几句悄悄话。有时无需预先安排,两人一起在佩尔策的办公室里有事可干,譬如向他莱尼口授用花数量或查看缎带柜里的存货。这样,又可以多谈一分钟。不过,他们不得不通过略语进行交谈,而且对这些略语先得取得一致。如果波利斯说个“两”字,莱尼就知道了这一天俘虏营里死了两个人。此外,他们当然在实际纯属多余但对恋人来说却必不可少的问题如‘你还爱我吗?’等上面花费不少时间,而这也得使用略语。波利斯例如说:‘一直还———像我一样?’那么莱尼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一直还爱我吗,就像我爱你一样?’她可以马上说:‘是,是,是。’———这就不用花很多时间了。此外,当然她有时得拿出几支香烟请客,去讨好那个一条腿的纳粹分子———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这得非常非常小心,免得他产生了误解,不是想接近他或收买他,只不过是同事之间理所当然的客套而已,既然她———可能在四周内———给了这个纳粹分子四五支烟,公开地给波利斯一支,也就可以了。这时佩尔策就会说:‘孩子们,到外面去歇一会儿,在新鲜的空气中抽支烟。’这样,波利斯也可以出去,在外面公开地抽一支烟———而且他们就可以有两三分钟公开交谈,这些话当然无人能懂。那个纳粹分子有时候装病不上班,那个讨厌的婆娘也这样,两人有时同时泡病号。有时他们走红运,有三四个人同时生病,加上佩尔策又不在,波利斯于是就记一部分帐,莱尼记另一部分帐———他们这时就堂堂正正地一起在办公室泡上二十分钟或者至少十分钟,可以好好地交谈,谈自己的生平,谈自己的父母,莱尼谈阿洛伊斯———这样过了好久,那时我相信他们已经像莱尼所说的同过房了,而莱尼却连他姓什么还不知道呢。‘干吗呀,’她对我说,‘干吗急着问这个,有更要紧的事要说呢。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藤,而不是证件上所写的普法伊弗。’为了能正确地向他报道前线情况,战争的历史莱尼可下了一番功夫钻研:她把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得到的情况,全都记入一本地图册,我告诉您,她一清二楚:一九四四年一月初,战线还在克里沃罗格附近,三月底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附近打了一场包围战,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俄国人已到达伦贝格。她此外还知道得清清楚楚,美国人已从西部来到阿弗朗什、圣洛和卡昂。她十一月里,早已怀孕,老是对美国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她这样说———‘止步不前’,从蒙绍到莱茵河竟用了那么长时间。‘只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她说,‘这么长时间为什么用了?’嗯,我们全都估计最晚十二月或一月就会得到解放,但战事却拖延下去,她无法理解这一点。接着是对阿登山攻势和许特根森林相持很久的战役感到极其忧伤。我向她作了解释或试图向她解释。现在德国人在拚命抵抗,因为美国人已踏上德国土地,而且严寒的冬天当然会妨碍进军。我们经常在一起反复谈论此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是呀,您要明白,她已怀孕,我们得找个男人,这人要靠得住,可以充当莱尼孩子的父亲。她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肯写上:‘生父不明’。波利斯没事找事———我今天仍认为是没事找事,因为我们担心的是其他事情———节外生枝,有一天对她悄悄地说了一个名字:GeorgTrakl。我们两人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意思毫不明白:是否他建议让此人充当莱尼孩子的父亲?那么,他是谁,家住何处?莱尼将Trakl听成了Trackel,又因为她会几句英语,她甚至以为是Truckel或Truckl呢。我至今不知道波利斯一九四四年九月讲这话时在想什么。这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四处打着电话,打了整整一个晚上,因为莱尼急得要命,想要在当天晚上就搞清楚。结果一无所获: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说得清的。最后,天虽然已不早了,她仍赶回家去向霍伊泽一家刨根问底。一无所获,真叫人难堪。第二天因为她不得不牺牲宝贵的几秒钟时间去问波利斯这人是谁。他说:‘诗人,德意志,奥地利,死了。’莱尼于是立刻跑到最近的一家公共图书馆,三下五除二地在索书单上写下:Trackel,Georg———这使一个年纪大的女图书管理员神态严肃地表示不以为然,但最后还是借到了一本小诗集。她满腔热情地接过这本书,在电车上就看起来。我还记得几首诗,因为她每天、每天晚上都把这些诗念给我听。我觉得《祖先的墓碑日久天长》不错,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另外一首更好:‘少女们伫立在门旁,胆怯地向花花世界张望,润湿的嘴唇在微微震颤,在心中充满着希望。’我听了就会失声痛哭,今天仍然如此,因为它使我回想起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而且年纪愈大,感触愈深:希望我心中充满着,无忧无虑———充满希望,无忧无虑———而另一首诗莱尼非常喜欢,我们俩很快就背熟了:‘每当暮色降临,常见斯人倩影,亭亭玉立井旁;每当暮色降临,她就前去汲水,水桶上下不停。’那本小册子里的诗都这样是的,她把它们都背熟,在工场临时配上调子哼个不停———为的是使他高兴,他听了确实感到高兴,但这也引起了麻烦,跟那个纳粹分子。有一天他对她大声嚷嚷,责问她,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她说,她只是在引用一个德国诗人的作品。波利斯真傻,插嘴说他知道这个德国诗人,这个诗人是东部边境地区———确实他说了东部边境地区!———的人,名叫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等等。这又使那个纳粹分子火了,因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竟然比他更熟悉德国诗———他找党的领导或到别的地方去打听这个特拉克尔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大概别人对他说,此人没有什么问题。至于一个苏俄人,一个劣等人,一个共产党,对这个特拉克尔竟如此熟悉,这是否有问题,大概别人对他讲,神圣的德意志文化遗产不能让劣等人的嘴巴糟蹋。更多的不愉快之事事实上还发生了,莱尼此时一度变得自信和放肆,神采焕发,因为她有人爱,而我就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爱过,我连施勒默也没有这样爱过,也许海因里希会这样爱我。因此她偏偏在那一天唱松娅的诗:‘黄昏返回故园,蔚蓝的静谧,松娅的生活。’———四次提到松娅了。那个纳粹分子喊道:松娅是俄国人名字,这是背叛人民的行为等等。莱尼马上回敬一句:松娅赫尼也叫松娅,她一年以前还看过一部电影《邮政局长》,在里面全是俄国人的,还有一个俄国姑娘哩。这场争吵后来由佩尔策出面才宣告结束,他说这通通是废话,还说莱尼在工作的时候唱歌当然可以的,只要不是唱反对国家的东西就无可指摘。于是大家进行表决,莱尼由于有很好听的略带女低音的嗓子,由于大家本来都很消沉,谁也不会张口就唱,因此大家一致表决反对那个纳粹分子———她临时谱曲的特拉克尔歌曲,莱尼可以继续唱了。”克雷默尔、赫特霍尼和格龙奇都证明,莱尼的歌声是动听的,三人的说法虽然不同。赫特霍尼说:“天啊,在那些沉闷的日子里真叫人感到舒畅:很优美,这姑娘的女低音,她唱歌———不用命令。嗯,她对舒伯特的乐曲看得出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能巧妙地换用优美动人的歌词。”克雷默尔说:“每当莱尼唱歌,真叫人心花怒放。她唱连汪夫特和谢尔夫都没有反对;当时就已能看出、听出并且感觉到,她不仅有了心上人,而且彼此心心相印———可那人是谁———我们谁也猜不到,那个俄国人因为总是不言不语地站在一旁,漠然地干他的活。”格龙奇说:“看到克雷姆普那个混帐王八蛋气急败坏地样子,在内心里和外表上我都笑得要死。那个松娅叫他多么生气!取名松娅的女人何止成百上千,莱尼反应真够快的,马上举出了松娅赫尼来。嘿,这个姑娘一开始唱歌,就好像在冬天的菜地里突然冒出了一株向日葵。真好听,我们个个都感觉得到,她正在热恋中———她那时是多么心花怒放啊。当然罗,除了小瓦尔特以外,没有一个人猜到她的心上人是谁。”佩尔策说:“当然她的歌声使我高兴,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她有这么优美的女低音嗓子———不过我也很难向您哪怕是大概地说明,这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呀。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老有人来问,是否真的是俄国歌曲,那个俄国人是否有什么关系,等等。嗯,事情后来平息了,但麻烦还有的是,而且并非毫无危险。我告诉您吧:没有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是不危险的。”一种可能出于误解而造成的印象这里必须纠正:波利斯和莱尼终日闷闷不乐,或是波利斯过分热衷于测试或提高莱尼对德国诗歌散文的修养。正如他那个时期每天对波加科夫所说的那样,他很喜欢他的工作,总是快快活活,因为他———如果说,对什么事他还能确有把握的话———确有把握与莱尼重新见面,而且可以根据战争、轰炸和整个形势的情况,有“留宿”的希望。他在电车上唱歌挨揍以后就学乖了,使劲克制突然想唱歌的一时冲动。他熟悉许多德国民歌和儿歌,会用低沉的嗓音演唱,而这使他跟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和营里的一些难友产生了不愉快,因为他们不一定有心(可以理解———笔者)听德国歌。最后达成了协议:由于《莉莉玛莲》得到批准甚至备受欢迎,由于波利斯的嗓子受到赞赏,《莉莉玛莲》(据波加科夫说,波利斯并不喜欢这首歌———笔者),允许他每唱一遍,再唱另外一支德国歌就可以。据波加科夫说,他最喜欢的德国歌是:《门前井台旁》、《野玫瑰》和《绿草地》。可想而知,波利斯清晨在电车上很想越过那些脸色阴沉的电车乘客高歌一曲《听,外面有什么来了》。在那次独一无二的、遭到极大误解而被粗暴压制的唱歌以后,不管怎么说,还能使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当时悄悄地安慰他的那个德国工人几乎每天早晨都乘同一辆电车。当然,他们再也不能交换片言只语了,只是有时意味深长、心心相印地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而只有处境相似的人才能估量,心心相印、意味深长地对视意味着什么。“他现在即使在工场里唱歌”,事先也采取聪明的防范措施。由于花圈场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免不了有时要同他讲话,克雷姆普和汪夫特甚至———即使只是叽里咕噜地说一声“那儿”或“就来”或“嗯”———由于佩尔策也必须同波利斯长谈———关于花圈帐目、缎带和花卉帐目、生产进度要求———有一天于是波利斯便向佩尔策提出请求,是否允许他有时也“唱支歌”给大家听。佩尔策:“我大吃一惊,是的,在电车上唱歌丢丑以后,这个小伙子居然还有这种雅兴。不过,这可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那一次幸好没人注意他唱的是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唱,并且向他讲明:鉴于战争的形势,一个俄国战俘唱歌会被当然看成是挑衅———您得明白。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国人手里已经有罗马了,塞瓦斯托波尔已被俄国人收复———他对我说:‘我非常乐意唱。’嗯,我得告诉您,我听了很感动,确实很感动:他乐意唱德国歌。嗯,我就对他说:‘听我说,波利斯,我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你知道,就我来说———就我来说,你可以像夏里亚宾那样引吭高歌,可你知道,普法伊弗太太(从来我不在他面前叫她莱尼)唱歌惹起了多少是非!现在又会怎样呢,要是你’我最后冒风险作了一次简短的讲话,我说:‘大家听我说,在我们这里我们的波利斯已经干了半年了。我们都知道,他工作努力,为人稳重,他喜欢德国歌,爱唱德国歌,请求允许他偶尔在工作时唱个德国歌给大家听。我建议我们进行表决,同意的举手。’我立刻首先举起了手———你瞧,克雷姆普并没有举手,只是叽哩咕噜地说什么———接着我说:‘波利斯想唱的是德国文化遗产,我认为,一个苏联人这么喜爱德国文化遗产,这不是什么坏事的。’嗯,波利斯很聪明,没有马上开始唱,他又等了几天。后来,我告诉您吧,他唱了韦伯的咏叹调,我在歌剧院听到的也不如他呢。他还唱了贝多芬的《阿德莱德》,音乐上无懈可击,德语也毫无问题。嗯,在我看来,他唱情歌多了一点,后来他终于唱起了:‘马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新鲜又凉爽,既有女人和马肉,还有扑克威士忌。’这歌,他经常唱,我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个布莱希特写的———我得说,我今天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这支歌我觉得不错,后来买了唱片,今天还经常听,喜欢听———但只要一想起这事,我就心有余悸:布莱希特的作品,一个俄国战俘唱,而当时是一九四四年秋天,英国人已经挺进到阿纳姆,俄国人已到达华沙郊区,美国人快打到博洛尼亚了想起这事,能把头发急白。不过,布莱希特又有谁知道呢?连伊尔泽克雷默尔都不知道布莱希特———对此他可以放心,没有人知道布莱希特,也没有人知道那个特拉克尔。我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他和莱尼对唱情歌!真正的对唱www.9455.com,!”玛格蕾特:“他们俩胆子越来越大,我真替他们捏一把汗。此时莱尼每天都给他带点东西:香烟、面包、白糖、黄油、茶叶、咖啡、折成小方块的报纸、刮脸刀片、衣服———因为冬天临近了。您可以计算,她从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起,没有一天不给他带东西。她总是在最下面的泥炭包中掏个洞,然后再用泥炭把洞口堵上,当然,藏东西的地方对着墙,然后让他去取。看守,她当然还要讨好的,免得他们对他搜身———这必须小心谨慎,有那么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爱说爱逗,但厚颜无耻,想带莱尼去跳舞,而且还想———说用他的话来———‘抱一抱’———一个厚颜无耻的小流氓,此道十有八九精通,只是嘴上不说。他硬要莱尼陪他出去,最后实在摆脱不了,莱尼就拉我一起去。我们于是去过几次有舞场的低级军人酒吧,我很熟悉这种地方而莱尼从未去过。这个无耻的家伙公开承认,我比莱尼更符合他的要求,他认为莱尼过于娇贵,‘漂亮姑娘’我则更像个———嗯,必然的事情发生了,因为这家伙是莱尼非常担心的———他叫博尔迪希———看出苗头,惹是生非。我呢———我又能怎么说呢———嗯,我也没有吃什么亏,我干脆把他接过来,也许应当说,我要了他———对我来说,这也不算什么多大的牺牲,一九四四年底,多一个少一个已经无所谓了。他相当阔,这个无耻的阔少,每次想和我‘放唱片’———他也这样说———都住最好的旅馆,要香槟酒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此人不仅厚颜无耻,而且爱吹,几杯酒下肚,就什么都说。只要有可能,干任何买卖:烟酒自然不在话下,还有咖啡和肉,但进帐最大的是买卖授勋证书、伤员证和士兵证———在某一次撤退中他偷到大批这种玩意儿,您可以想象,我听说有士兵证时马上就警觉起来,为了波利斯和莱尼。嗯,我先让他大吹特吹,然后就嘲笑他,一直到他亮出了那些玩意儿。果然如此:他有一个一本大词典那么大的硬纸匣,里面装满签字盖章的表格,还有休假证和车票。好啦。我让他去———不过我们如今已把他掌握在手心了,而对我们他仍然一无所知。我向他小心翼翼地打听俄国人的情况,他认为他们是可怜虫,他有时也送给他们几支香烟,反正他的烟蒂都是赏给他们的,而他也不想再为自己树敌。卖一张一级铁十字勋章证书,这个博尔迪希收三千马克,还说这是‘白送”;一张士兵证卖五千马克,说这‘以后能救人的一命’———在大批人马从法国倒流回来时他的伤员证一销而光,那时逃兵们藏在废墟中互相开枪———当然距离要合适———打伤胳膊和腿,这样揣上一张伤员证就名正言顺了。当时我在野战医院工作已经两年,知道自我致残者的底细。”佩尔策:“那个时候一度生意开始滑坡。幸亏一直觉得假腿没有装好的克雷姆普得到军医院去住院几个月。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两三个人解雇———理由:死人并未减少,但城市疏散抓得更紧更严了。伤员已经不再全部送到了我们这个城市,而是直接送过莱茵河。嗯,幸而谢尔夫和策芬自愿疏散到萨克森去———最后,几乎剩下来的人可以说都是‘自己人’了;不过,要使剩下来的人都有活干,仍然够困难的。我最后安排他们到温室去干活———即使这样,企业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入不敷出。我们一九四三年甚至加班,有时还加夜班;这时却出现了不景气,后来业务又突然上升,这和英国人空袭活动增加有关———是啊,我们属于殡葬行业嘛———这座城市的死人又多起来,于是我就把大家从温室调回来,恢复了两班倒。这个时候莱尼搞出了一项创造发明,大大地推动了生意。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几盆花盆已破的石楠,干脆就用它去扎无骨架花圈,扎出来的东西小巧紧凑,这当然又使人产生了罗马式的嫌疑———不过从一九四四年年中开始,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只有少数几个白痴还会去计较了———莱尼干这真在行,这种花圈小巧玲珑,几乎像是金属做的,后来甚至还将一层清漆涂上了;莱尼还在花圈上扎出死者或送花圈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有时名字不长就扎出全名,例如海因茨和玛丽亚都行,这可以产生一些漂亮的对比,例如绿配紫。而且,她没有从来,一次也没有破坏点缀花圈左上方三分之一的规律。顾客欢欣鼓舞,我欣喜若狂———由于我们还能自由地渡过莱茵河,并且没有什么特殊危险,因此用车子去拉大批石楠也不成问题。她有时扎进一些宗教象征、锚、鸡心、十字架,超过了自己以往的水平。”玛格蕾特:“当然莱尼开始扎石楠花圈时是别有用心的。她自己就这样说过:她要用石楠做新床;他们的活动范围由于只限于陵园之内,除了挑选一个大型家族墓室作幽会地点外别无其他办法,于是她就挑选了博尚普家的大型私人教堂。当时这座教堂已经相当破旧,里面有长凳、一个小祭坛,别人是看不到祭坛后面的石楠的,而且不费什么事就能从祭坛上取下一块石头,在那里设立一个小小的储藏处,把香烟、葡萄酒、面包和糖果存放着。同时,莱尼变得狡猾多了,她早已不再是每天给波利斯一杯咖啡,而是隔四五天才请他喝一杯。有时在验收花圈时她也避开他,很少在场内同他接近,两个人也不再咬耳朵了。藏东西的地方由泥炭包转移到博尚普家教堂的圣坛。五月二十八日是他们的好日子:空袭警报有两次,一次紧接着一次,两次空袭都在白天,大约在一点至四点半之间———投下不多的炸弹,但刚巧够得上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空袭。反正她在傍晚回家时满面春风地说:‘今天是我们的婚礼日———三月十八日那天是订婚,你知道波利斯对我说什么吗?听英国人的,他们是不会撒谎的。’然后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有两个多月白天没空袭,大多数空袭是在夜间,有几次是在午夜前不久。我们正在床上躺着,莱尼自己嘀咕:‘他们干吗白天不来?他们什么时候白天再来呢?为什么美国人不向前推进?他们为什么需要那么长时间?一点也不远嘛到这儿。’那时她已怀孕了,我们正在想办法给她的孩子找个父亲。最后,在耶稣升天节那天终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白天空袭,有两个半小时之久———我相信———炸弹扔下不少,有几颗甚至落在陵园里,一些弹片穿过了博尚普家教堂的玻璃窗,在他们俩头上呼啸飞过。接着就是莱尼所说的‘美好的’日子,‘美好的念珠月’———从十月二日到十月二十八日共发生了九次大规模的白天空袭。莱尼对此的评论是:‘这要感谢拉黑尔和圣母,她们俩都没有忘记我多么热爱她们。’”这里应当概括地提供一些具体材料:此时莱尼二十二岁,按照市民的说法,尽可以把一九四三年圣诞节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第一次“留宿”之间的这三个月称为订婚期;他们从一九四四年耶稣升天节这天起,这一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当时不知其名的英国空军元帅哈里斯之后,这段时期应当被作为“新婚”了。确实可靠的统计资料对我们在这方面比佩尔策和玛格蕾特提供的情况更有用处。白天空袭共有十七次,从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三十一日,投下约一百五十枚空投水雷、一万四千多枚爆破炸弹、约三十五枚燃烧弹;要知道,对这一对有利的是不可避免的混乱的局面:没有人再去认真注意,谁躲在什么地方,谁和谁钻出来从什么地方,哪怕是从一个家族墓园的小教堂里钻出来。这时过分拘谨的情侣会畏缩不前,而———显然莱尼和波利斯都不是这样的。不用说,这时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互相谈论父母、兄弟姐妹、出身、学历和战局。几乎根据空袭的统计资料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出,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二月这段期间莱尼和波利斯有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在一起度过,单是十月十七日一天就连续三个小时。因此,有人如果觉得这两个人可怜,那就应迅速摆脱这种感情了,只须想一想,又有多少情侣,不论合法或非法,不论是不是被俘,能有这么多时间这样亲热地一起度过啊?我们在这一点上得把这一对说成是命运的宠儿———他们竟大逆不道地希望英国空军白天进行空袭,以便能在博尚普家教堂再次相会。波利斯没有想到的有一点,大概也永远不知道:莱尼经济上非常困难。考虑到她每月工资还不够买半磅咖啡,她的房租收入约为一百支香烟,而她大约一个月要消耗两磅咖啡,她消耗的香烟———把她如果不得不“偷偷地塞给”张三李四的也计算在内———有三四百支,那么,人人都会明白,一条最简单的经济规律在这里以排山倒海之势显示其威力:收入少而支出增加。若准确地或者八九不离十地推算一下,四千马克是莱尼每月所需要的,有时要五千马克,才能开销咖啡、白糖、葡萄酒、香烟和面包的费用———按一九四四年的黑市价格计算。总共她的工资和房租收入约有一千马克,结果是明摆着的:拉饥荒。另外,再考虑到,从一九四四年四月起她打听到父亲的下落,有时也想通过复杂的转弯抹角的方法使他将“一些东西”得到,那么,大约从一九四四年六月起她每月开支增加到近六千马克,而收入为一千马克。莱尼从来没有积蓄,在波利斯和她父亲使她的额外开支增加之前,她自己的消耗就已大大超过了她的收入。一言以蔽之,有据可查,一九四四年九月她已负债两万马克,开始逼债了,债主们。正是在这个时期,她的大手大脚变本加厉了:她渴望得到刮脸刀片、肥皂之类的奢侈品,甚至巧克力———还有葡萄酒,老是要葡萄酒。洛蒂霍伊泽说:“她倒从未向我借过钱,因为她知道,我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够困难了。相反,有时她还偷偷塞点东西给我,面包票和白糖,也有烟丝或几只烟。不,不。她这个人很规矩。她从四月到十月很少回家,可以看出她有了心上人,而且此人也爱她。我们当然不知道此人是谁,全都以为她在玛格蕾特家和情人幽会。我当时不在公司已有一年了,先是在劳动局,后来到了难民救济局,挣的钱刚刚够买定量供应的东西。公司经过了改组,部里派来一个新人,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以后担任公司领导。这个家伙很厉害,我们都管他叫‘新风’,因为他———他叫基尔温德———老是说什么要‘给旧的安乐窝通通风,把屋子里的臭气放出去!’我公公和我也属于被放出去的臭气。对我他很坦率地说:‘你俩在这里的时间已经太长太长了———我不想跟你们产生什么不愉快,我们现在要在西部边境修筑防御工事,使用俄国人、乌克兰人、俄国女人和德国劳改士兵,情况很复杂。你们并不适合干这种事。最好你们自动离职。’基尔温德是典型的雷厉风行者,讲话带刺,但也不是那么叫人讨厌———这种人常常可以碰到。‘你们都还有格鲁伊滕的气味。’于是我们离开了公司,我进了劳动局,我公公到铁路局当会计。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霍伊泽是当时就已暴露出他的本性,还是这种品性是由于环境造成的?他变得相当卑鄙了,直到今天本性难移。我们家里的情况,说它像地狱一点也不过分。格鲁伊滕被捕后,我们几家共吃共住,也吸收还在待命入伍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参加。马尔娅和我婆婆起初负责采购、照看孩子,有时马尔娅还下乡到托尔策姆或吕塞米希去,至少带回了一些土豆和蔬菜,有时甚至带回一个鸡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相安无事,一直到我公公开始把他中午在铁路局领到的不定量的汤带回家来,在炉子上晚上热一热,当着我们的面,咂咂地吃得津津有味。当然这是额外的,他的一份集体伙食里还有。后来我婆婆也变得———用马尔娅的说法———‘斤斤计较’起来,开始对所有的东西都重新过秤。此后一个时期,各人都把自己的东西锁在一个小橱里,用一把大挂锁锁上,而且不消说,他们开始互相抱怨东西被偷。我婆婆把她的人造黄油锁起来之前都先过秤,然后在取出来时再过一次秤———每次她都说有人偷她的东西,我发现她———我的婆婆———甚至对我孩子吃的牛奶下手,往牛奶里搀水,有时为的是给自己或者给我公公做个布丁。我于是就改同马尔娅合伙,由她采购和做饭,我这样过得很好,莱尼或马尔娅从来不小里小气———可这时,每当烧点什么吃的或是桌上放点什么,霍伊泽老两口就馋得慌,用鼻子使劲闻来闻去,一种新的有趣现象这又引起了:羡慕。是啊,我真羡慕莱尼,她可以一走了事,同她的情人到玛格蕾特家去栖身———我想。可这时,自从老霍伊泽到铁路工作以后,据他自己说,他到处拉关系。他给火车司机管帐,一九四三年他们还跑遍了欧洲差不多所有角落,从那儿捎回紧俏商品,从这儿捎去紧俏商品。从乌克兰他们用一袋盐可以换回一整口猪,用一袋粗粒面粉可以从闹饥荒的荷兰或从比利时换回雪茄烟,当然从法国可以换到葡萄酒,大量葡萄酒、香槟和白兰地。总之霍伊泽所处地位有利,他由于后来还负责协调货车的调拨和行车时刻,他变成了大老板。具体掌握欧洲何地何物紧缺,组织相应的换货交易:把荷兰的雪茄烟运到诺曼底———当然是在入侵之前———去换黄油,然后将黄油又运到安特卫普或其他地方去换雪茄烟,比运往诺曼底去的数量换到的雪茄烟翻了一番。由于他还主管车辆的运行,司炉和机车司机都听他调配,当然他把最好的路线分给那些最积极的合作者,而且,在德国国内市场上,在不同地方的市场,各种商品价格当然也不同。在大城市,一个好价钱,什么东西都能卖到:食品和嗜好品———咖啡当然在乡下更吃香———而且通过以物易物,比如用黄油换咖啡,按照他的说法可以把本钱翻一番。他用不着说,是借钱给莱尼最多的人。表面上他把她劝阻,但每当她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就把钱借给她。最后,他已不仅是她的债主,也成了她的供货人,而他可以向她开花帐捞点外快,对此莱尼一无所知。她只知道总是打借条。最后还是他打听到了老格鲁伊藤的下落:先是在法国大西洋沿岸当建筑工人,在水泥搅拌机旁跟一个劳改队干活,后来调到柏林清理轰炸后的瓦砾———办法,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经常给他捎去一包东西并得到他的消息,他在多数情况下都捎口信给我们:‘不必担心,很快我就会回来的。’这方面也需要花钱。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莱尼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向霍伊泽借的债已达两万马克,他是怎么做的您知道吗?他逼她还债!他说,孩子,这笔钱不给我,我的买卖就没法搞了———您知道结果怎样?莱尼把她的房子抵押了三万马克,还给老头两万,自己剩下了一万。我曾劝阻过她,我对她说,在通货膨胀时期把实物抵押出去,这真是乱弹琴———可是她笑了,买了一些东西送给我孩子,还送给了我一包十支装的香烟。由于海因里希恰好这时悄悄走进我们房间来找额外的东西吃,她也送给他一份,并且同这个莫名其妙的小伙子还跳起舞来。嗯,她那种神采奕奕、轻松愉快、兴高采烈的样子,真是不可思议。我不仅羡慕她,也羡慕她的心上人。马尔娅此后不久到乡下去住了一个时期,海因里希应征入伍,只剩下我和公公婆婆,我只好仍旧把孩子交给他们带。至于莱尼,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第二次抵押到期了,这时,是的,这时———我真不好意思说———他这时真的买下了莱尼的房子,位于这个地段的一幢只是局部损坏的房子,那是一九四四年底———已经十分困难了,当时的情况,用钱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他又给了她两万马克,勾销了抵押给他的契据,房子的产权就归他所有了,这显然是他始终追求的目标。现在他这幢房子将近值五十万马克。他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就开始收房租,那时我才看出他的本性。每月一日到各家去收房租,这一定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只不过一九四五年一月收入不多,大多数房客已被疏散,顶上两层被烧毁,真叫人好笑,他把我也列入他的房客名单,当然普法伊弗家也在其中,不过他们一九五二年才回来———直到他向我第一次收房租———两间不带家具的房间月租三十二马克六十芬尼———我才想起,我们这些年来住莱尼的房子一直都是白住呀。我从前有时想莱尼真糊涂,我曾经提醒过她———可今天我认为,她并不糊涂,她把一切同她的心上人一道花光,而和平时期她也并没有饿死呀。”玛格蕾特:“莱尼自己所说的第二次检阅部队现在开始了。据她对我说,第一次检阅部队是她刚同波利斯开始相好时进行的———对所有亲朋好友她都仔细审查了一遍,在家里甚至有几次钻进防空地下室去进行测试,她‘检阅’了霍伊泽夫妻、马尔娅、海因里希和场里的所有同事,从她的检阅中留下的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副官又是谁呢?是我。她可惜没有当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她如何对每一个人进行审查我想到了,她理所当然地觉得洛蒂是一个可能的盟友,但由于‘妒忌心重’而一笔勾销了她。老霍伊泽夫妇‘反俄、古板’,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太‘拘谨’,也都不在话下。她确有把握知道,克雷默尔太太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她甚至登门拜访,和她进行了一次不会使人为难的谈话,但发现她‘简直太胆小,太胆小,太疲劳了;她是不想再干的,我很理解’。她也考虑过赫特霍尼太太,但也‘由于她道德观念陈腐而不是其他原因’排除了她,‘此外,此外当然也要心中有数,谁足够坚强,知道这种事而坚持到底’。是啊,她决心打赢了这一仗,对她来说,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事就是打仗需要用钱和有据点,她在第一次检阅部队和审时度势时发现的唯一据点就是我———莫大的光荣,但也是沉重的担子的。那就是说,我足够坚强。在地下防空室里,在霍伊泽夫妇和马尔娅跟前,在家里,她系统地进行摸底,一反她沉默寡言的常态,把种种故事编造。她首先讲一个德国少女和一个英国俘虏相爱的故事,结果令人十分沮丧———把他们枪毙、强制绝育、开除国籍等等是多数人的主张———但她又搬出一个法国人来进行试探。法国人作为‘人’下场要好一些,作为‘值得考虑的情人’(法国人精于也许是因为床上功夫吧———笔者),博得会心的一笑,但随之却作为‘敌人’完全遭到拒绝。最后她不得不搬出,或者不说如抛出她的波兰人和俄国人,而大家认为至少得‘砍头’。在家庭小圈子内,加上霍伊泽夫妇和马尔娅,当然意见更坦率真诚一些,不那么带政治色彩。马尔娅令人惊讶地偏爱波兰人,认为他们是‘英俊的军官’,英国人‘大概不能当情人了,法国人‘道德败坏’,———俄国人捉摸不透’。洛蒂的看法和我一样,认为全是这些话费话,或者用我的说法是废话。她的评论是:‘男人就是男人’。洛蒂指出,虽然马尔娅和她的公婆没有克服民族偏见,但完全不带政治偏见。法国人风流,但像寄生虫,波兰人非常热情,富有魅力,但不忠贞,俄国人爱情专一,忠贞不贰———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包括洛蒂在内,大家都认为,‘至少同一个西欧人搞什么名堂是危险的,同一个东欧人搞什么名堂则有生命危险’。”洛蒂霍伊泽:“莱尼有一次到我们家来和我公公谈钱的事。我打开了浴室的门,发现她一丝不挂地对着镜子仔细察看自己身体的优美线条。我从她背后给她披上一条浴巾,当我走上前去的时候,她羞得满脸通红———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脸红———我把手放在她肩上说:‘你高兴吧,还能找到一个心上人,要是你从前曾经爱上过某人,那就把他忘掉吧。我是忘不了我的威利的———嫁给他吧,即使他是个英国人。’当一九四四年二月她吞吞吐吐地说出她那些可笑的假故事时,我还不至于傻到看不出她正在和一个男人,很可能是和一个外国人搞什么名堂。老实说,我会极力劝阻她和一个俄国人或波兰人或犹太人搞上,这有掉脑袋的危险。我今天感到高兴,她当时没有告诉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真不是的什么好事。”玛格蕾特:“莱尼第一次检阅部队时,甚至也把佩尔策当作可能的盟友。格龙奇本来也有可能入选,此人不过太喜欢饶舌。于是进行第二次检阅部队,莱尼已经怀孕及其考虑到后果了,又只有我是唯一可靠的人。我们最后考虑把佩尔策当作一种战略后备军,划掉了通常押送波利斯来场的那个年纪大一些的看守,因为他老爱动手动脚、多嘴多舌,我们于是就考虑那个有魄力的博尔迪希,我有时还和他见面,他的生意兴隆———但已为时不长了。他太过分了,后来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抓住,抄走了全部表格和证件———并且在车站后面就地枪决了。他是在那儿做买卖时被抓获的。他这样就完了,可惜他那些士兵证也都完了。”为了对莱尼和玛格蕾特公平起见,这里有必要作一些与社会道德有关的重要说明这里。严格说来,莱尼算不上是寡妇的,她是艾哈德的遗属,有时她甚至拿他和波利斯作比较。“两人都是诗人,如果你问我的话,两人都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女人,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她的心上人艾哈德,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哥哥,她经历了大约两百次空袭警报和至少一百次空袭,她不仅同她的男人在家族墓室教堂里鬼混,而且必须每天早晨五时半起床———对于这个少妇来说,阿洛伊斯的胜利者可能还在耳边喋喋絮语余音未消,就像一首日益消逝的动人的流行歌曲,人家大约二十年前,也许曾跟着它的曲调通宵达旦地翩翩起舞。莱尼———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顾不上周围的情况———快快活活,惹人恼火。她周围的人都小心眼儿,愁眉苦脸,闷闷不乐,如果想到莱尼满可以把她父亲那些精致贵重的衣服拿到黑市上去卖出一个好价钱,而她却不仅把它们送给他,而且还送给被宣布为敌国的忍饥受冻的人员(一名红军政委就穿着她父亲的羊绒背心跑来跑去!)———那么,给莱尼再加上一个豁达大度的形容词,即使最多疑的旁观者也肯定会同意。关于玛格蕾特也将再补充一两句话。说她是个婊子,那是错误的。她只有在嫁人时才是为了钱。自从一九四二年应征到一所巨大的后备军野战医院服役起,她的日日夜夜就比莱尼艰难得多。莱尼可以不受阻挠地制作她的花圈,,经常与最喜欢的人待在一起,受到佩尔策的好心保护。由此看来,莱尼决不是英雄,或者算不上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直到四十八岁时才首次对一个男人大发慈悲(敬爱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就是那个名叫梅赫梅特的土耳其人),玛格蕾特却从来没有干过不同的事,即使是在担任野战医院日班或夜班护士的工作中,她也对“任何一个可爱的、面带愁容的人大发慈悲”———而她同一个像列兵博尔迪希这样的玩世不恭、厚颜无耻之徒鬼混,只是为了将莱尼在博尚普家族公墓教堂的石楠床上的爱情幸福掩护,转移博尔迪希对莱尼的注意。这里我们为了比较公平起见,且看看玛格蕾特自己在充满忘我献身、慈悲为怀的漫长一生之后所说的话吧:“爱过我的人很多,只有一个是我爱过的。我自己只体会过一次常常在别人脸上看到的那种狂喜。”不,决不能说玛格蕾特是命运的宠儿,她比莱尼苦命得多———正如愤愤不平的洛蒂一样,不过对莱尼,这两个女人中谁也没有怀有妒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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